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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傳教士到考古學家
——明義士學術評傳
方輝
明義士(字子誼)是加拿大傳教士James MeRon Menzies的漢語名字。他1910年來華傳教，因一個偶然的機會，與中國古代的甲骨文結下不解之緣，從此終其一生，都致力于中國古文物的收藏和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在中國考古學，尤其是甲骨文的研究領域里，多有創獲。對于這樣一個對中國考古學研究和中華文化的傳播作出過貢獻的學者，實在是值得紀念的。
(一)明義士生平
明義士于1885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一個叫克林頓(Clinton)的小鎮上。他的祖籍是蘇格蘭，在其祖父時移居加拿大，祖輩、父輩都以務農為業。因此，少年時代明義士的家境并不富裕。但這并沒有使這位聰明好學的少年失去受教育的機會。他曾就讀于黎明頓(Leamington)中學，后考入多倫多大學，獲土木工程學學士學位。畢業后曾做過國土測量員，參加了薩斯喀徹溫和阿爾伯塔兩省省界的測量工作。
青年時代的明義士還是基督教青年會和學生志愿者運動的積極分子，并考入了著名的諾克斯神學院學習神學。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正是加拿大海外傳教活動發展的高潮時期。伴隨著加拿大國內出現的歷史上第一個經濟繁榮時期的到來和政治上民族主義的高漲，海外傳教活動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被認為是“加拿大參加的唯一一項‘國際事物’”。明義士就讀的諾克斯神學院就是一所具有海外傳教傳統的高等院校。該校曾培養出像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古約翰(Jonathan Goforth)這樣一些來華的著名傳教士。
20世紀的最初十年，被稱為基督教在中國發展的“黃金時代”。1900年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被中外反動勢力聯合絞殺后，中國國內的幾次政治變革，諸如廢科舉、倡西學等教育改革措施，為傳教士提供了新的活動領域。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廢帝制，立共和。在新生的共和國最初通過的幾項法律中，其中之一便是規定了保護宗教信仰自由。作為基督徒的孫中山成了中國的領袖，更使西方傳教士倍受鼓舞。也就是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即1910年，年僅25歲的明義士接受了加拿大長老會委任的牧師職務，成為加拿大長老會豫北差會的一員。
豫北差會始建于1888年，其創始人就是著名的古約翰牧師。到1910年，已成為加拿大各教派在中國創立的教會中規模最大的，先后在河南省的彰德、衛輝、懷慶、道口、武安、修武和開封等地設立了七個傳教總站。來華之初，明義士先是在北京，后在懷慶和武安兩地學習漢語。當時的武安周圍，分布著大大小小、各種各樣的古塔和廟宇。這些人文景觀，使得明義士對中國古代歷史和文化產生了濃厚興趣。
1911年，明義士與一位來自多倫多，名字叫安妮·貝爾·塞德維克(Annie Belle Sedgwick)的女執事結婚。他們的婚禮是在河南開封，由著名的懷特牧師(WillamC．White，漢名懷履光)主持下進行的。當時懷特在華傳教15年，并于1909年建立了加拿大圣公會在河南開封的傳教中心，懷特因此獲“河南主教”的頭銜。明義士和懷特兩人的年齡、資歷相差雖很大，但后來卻都以收藏中國文物和對中國文化的研究而著稱于世。由于志趣相投，兩人在華期間交往甚密。
在中華文化積淀深厚的中原地區傳教，明義士深深地被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魅力所折服、所吸引。他的兒子亞瑟(Arthur Menzies，漢名明明德)曾回憶道：“我的父親深知、離開了中國的文化、風俗、宗教信仰和思維方式去向中國人傳教，很明顯是不會取得積極成果的。我想，追求對中國人思想文化背景更深入的了解，正是我父親對中國歷史和考古發生興趣的動因”。而那時私塾式的教育方式也為他提供了有利條件。當時學習漢語，除去幾本譯成漢語的《圣經》和基督教文學作品外，最基本的學習材料都是“四書五經”一類的古代漢語，有的就是古代史書。這就使他很快地掌握了研讀中國歷史文化的語言技能。
關于明義士對中國古代歷史的迷戀，我們可從其漢名命名一事體會一二。據說，他取漢字“明”作為姓，除了有“明亮”的字意外，更重要的是“明”還作為一個歷史朝代，統治中國達276年(公元1368---1644年)。另外，Menzies一詞在蓋爾人(居住在蘇格蘭北部和西部山地的蘇格蘭人)的發音中讀作Mingis。明義士將其祖輩對自己姓氏的讀音和中國明王朝的稱呼巧妙地結合在一起，給自己取漢語名字，其中既蘊藏著對故土的向往，也包含了對中國歷史文化的敬慕。◆◆◆◆◆
1914年，明義士夫婦被派往張得俯（今安陽）傳教。這一年， 可以說是明義士一生的轉折點。因為在這年春天一次偶然的機會，他與商代故都“殷墟”結下了不解之緣，從此他用畢生的精力對商代甲骨文和青銅器等文物進行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關于明義士發現殷墟的經過，在其1917年出版的《殷墟卜辭》一書英文自序中有詳細記錄，不妨摘譯如下：
甲寅(1914年)初春，作者乘坐一匹贏老白馬沿彰德以北洹水南岸徐徐而行。當時，用來植棉的農田剛剛翻耕過，許多新翻出的碎陶殘瓦都被農民揀拾出來丟棄到田壟地頭。其中一些看上去很古老的碎陶片引起我的注意。順著碎陶片的分布向前行，便來到河岸邊，遺棄的碎陶片在此消失不見，或因天長日久被沖刷至河中，或被沉埋于流沙之下。近處低洼的河岸上，柳樹剛剛吐出嫩嫩的綠葉，一群身著破舊衣服、臂挎籃筐的村童正在爭采嫩柳，以當茶葉。看到我這個外國人，便圍攏過來，大概是看我正坐在并旁檢視一小堆陶片吧。“你在做什么?”為首的孩子問?！皺z視陶片啊!”我回答?！白魇裁从?”他繼續問道?！耙驗槲蚁矚g?！蔽一卮?。那童子冒然問了一句：“你喜歡骨頭嗎?”我說：“喜歡，但要看是什么樣的骨頭。”童子又說：“我能讓你看到上面刻有字的龍骨。”我回答對此很有興趣。我們遂前往出“龍骨”的場所。沿著河岸，經過一片荒涼沙野，來到一個小坑旁。小坑位子西向的斜坡上，坡間布滿了白色碎骨。這就是殷朝武乙故都殷墟，其地望早在孔夫子以前數個世紀就已失傳，只是在《竹書紀年》中有“武乙遷河北”的記載。
在記敘了甲骨文發現經過和對于甲骨出土地的幾種錯誤說法之后，明義士繼續寫道：
在所有的中國或外國考古學家中，作者是第一個懷著純科學的態度訪問殷墟的人。在殷墟發現以后的日子里，我多次乘跨那匹老白馬，潛行外出，來此故城考察。就是羅振玉，這位甲骨文研究最有名的學者，《殷墟書契》的作者，也才是最近幾年來彰德一兩次，而到此故都遺址只有一次。
明義士說自己是第一個懷著純科學的目的造訪殷墟的人，是當之無愧的。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早在1914年之前的幾年中，中國學術界已有學者考證出甲骨出土地在安陽小屯殷墟。這主要應歸功于甲骨學大師羅振玉。大家知道，1899年王懿榮在一味叫做“龍骨”的中藥中識別出甲骨文，此后十年間學者們為甲骨出土地的考證、詢求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古董商人們從中作祟，詢訪工作進展并不大。據羅振玉1916年出版的《<殷墟古器物圖錄>序》中所說：“光緒戊申，予即訪知貞卜文字出土之地應為洹濱之小屯?！惫饩w戊申年即公元1908年。如果說羅氏在1916年這樣說有“事后諸葛”之嫌的話，那么其在1910年出版的《殷商貞卜文字考》中所言當可據信，在該書自序中他寫道：“又從故人之來中州者，……詢知發現之地，乃在安陽縣西五里之小屯，而非湯陰，其地為武乙之墟?！绷_氏雖早在1908年即“訪知貞卜文字出土之地應為洹濱之小屯”，但由于受舊中國文人書齋式治學方式的束縛，在此后長達七八年的時間里竟從未涉足此地，直到1915年3月，才“至安陽小屯村考察殷墟遺址”，比明義士晚了整整一年時間。
明義士稱自己是抱著純科學的目的造訪殷墟的第一人，卻并未說自己是殷墟的第一個發現者。但在有的論著，尤其是加拿大學者的論著中，卻常常將明義士與殷墟的發現相提并論。如早在30年代加拿大學者就認為，明義士于1914年在一次外出傳教途中偶然發現了甲骨的出處，“雖然在這之前，北京的一些中國學者已經注意到了甲骨，發現了寫在甲骨上類似于青銅器銘文的刻文，并對這種形式的文字進行了研究，但他們并不知道這些甲骨出自何處。明義士博士對中國考古學的最大貢獻就在于他證實了這些甲骨是商或殷代的遺物，并發現了‘殷墟’”。又如近年出版的《金希望》(The Golden Hope)一書仍持類似看法：“雖然甲骨文已為在北京的學者所知曉，并且，中國的有些學者如羅振玉等已對甲骨文和與之相似的金文進行過研究，但他們并不知道甲骨的來源。明義士博士對中國考古學的最大貢獻就是他證明了甲骨來自‘殷墟’。直到1928年，明義士的這一發現經過充分討論之后，中國政府才開始在小屯做了些考古發掘工作。”顯然，外國學者對殷墟的考訂缺乏了解，對明義士《殷墟卜辭》自序也存在誤解。
明義士不是“殷墟”的發現者，并不意味著貶低其在中國考古學史上的地位。因為明義士學術地位的獲得，最終不在于“殷墟”的發現，而是靠了其在中國考古學，尤其是甲骨學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這在下文將逐一提及。
明義士一生收藏文物甚豐，但自何時開始收藏，卻是一個謎。依情理度之，大概始于1914年與殷墟不期而遇之后。那時許多西方來華的傳教士不少人致力于中國文物的收藏，并有國立或私立的大博物館做經濟后盾，或收購后高價賣給歐美各大博物館、藝術館等，如美國長老會駐山東濰縣的傳教士Frank Herring Chalfant(漢名方法斂)、英國浸禮會駐青州傳教士Samuel Couling(漢名庫壽齡)和前面提到的加拿大傳教士懷特等，都曾精于此道。◆◆◆◆◆與他們相比，明義士應該更有資格享用“考古學家”的稱呼。正如他自己所說，他是懷著純科學的興趣去收藏和研究這些古物的。作為一名沒有或不愿得到經濟援助的普通的傳教士，他不可能像某些人那樣從古董商人那里收求價值昂貴的古物珍品。就以他收藏量最多的甲骨為例，細小破碎者占大多數而較少大片者。而且，他并不是以單純收藏甲骨為目的，而是十分重視與甲骨伴出的所有遺物，包括那些不被一般人看重的無字甲骨以至陶器碎片。在他看來，盡管作為陳列的目的，這些陶片不夠美觀，但就獲取信息來說，碎片與完整陶器并沒什么兩樣。
經濟問題雖然給他帶來一些收藏上的困難，但明義士也有其他人所不能比擬的優越條件，即他常年居住在安陽，并通過其特殊的職業，與小屯及其周圍的群眾保持經常的聯系，能夠及時獲得甲骨等古物出土的最新信息。純樸的村民們也都知道這個經常騎著老白馬徘徊于洹水岸邊的洋人傳教士對所謂“龍骨”和破破爛爛的壇壇罐罐感興趣，往往將翻地和打井掘出的零星古物以低廉的價格賣給他，或干脆就是白送于他。通過這個方式，明義士在豫北冀南地區逐步建立起一個古物出土的信息網。從其部分注明出土地點的藏品得知，明義士的足跡非常廣泛，涉及的地名有河南省的沁源、輝縣、?？h、林縣、洛陽和河北省的易縣等。
得此地利之便，使得明義士的藏品日漸豐盛，其中尤以甲骨的收藏最多。1917年3月，明義士第一部甲骨學著作《殷墟卜辭》由上海別發洋行出版，這也是西方學者研究甲骨文的第一部專著。在著錄形式上開甲骨文摹本著錄之始。
1917年至1920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北洋政府派出了由96000名華人組成的“中國勞工團”，受雇于英國，奔赴歐洲前線，在法國從事裝卸貨船和修筑鐵路、公路的工作。同眾多的加拿大傳教士一樣，明義士也被派到歐洲前線，職位相當于英軍的參謀上尉。作為一位會講漢語的土木工程師，明義士是最適合這個工作不過的人選了。在此期間，他利用閑暇機會參觀了英格蘭各著名的博物館、藝術館。
經過了服役后的短暫休息，明義士一家于1921年重返河南彰德。當時正值軍閥混戰，豫北地區更是土匪猖獗，一片混亂。據明義士之子，當時只有五六歲的明明德后來回憶，他經?？梢栽谝归g聽到沉悶的槍聲夾雜著傳教士們的大聲呵斥向士匪發出警告，村民們這時也紛紛作好了反抗土匪進村搶劫的準備。明義士夫婦就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繼續他們的布道工作。除了福音傳教之外，明義士尤其注重向在教會學校中的中國學生傳授現代科學知識，為那些具備潛在能力的年輕人將來接受高等教育作準備。他越來越感覺到，找到一個偉大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科學、民主思想相聯系的連接點，對于中國青年人是越來越重要了。
這期間，收藏和研究甲骨等古物仍是明義士主要關心的問題之一。據《甲骨年表》一書記載，其中有兩次集中的入藏，比較引人注目：(1)1924年，“小屯村人因筑墻，發現一坑甲骨文字，為明義士所得，其中有極大者”。(2)1926年“春三月，小屯村人在張學獻家菜園中大舉私掘。時張方為匪擄去，出款多，村人乘機與商，得甲骨文字以半數歸之，約遂定。掘得胛骨甚多，多歸明義士”。
1927年北伐戰爭開始。3月24日，北伐軍攻入南京，處決了幾名英、美傳教士。這一事件在傳教士中引起極大恐慌。英、美等各國領事急命各自國家的傳教士撤到比較安全的港口城市避難。駐河南的加拿大傳教士紛紛涌向天津。此時，作為豫北差會總站的彰德被直系軍閥吳佩孚占據。明義士的一些未來得及撤走的文物在此次戰亂中遭到毀滅。至于具體有多少片甲骨毀于戰火，至今仍是個謎。所幸的是，1924年小屯人打墻挖出的一坑甲骨得以完整保存，后來編成《殷墟卜辭后編》問世。
避難中的明氏一家先是來到天津，后于1927年9月移居北京。明義士在北京聯合語言學校(Peking Union Language School)中的中國研究學院(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繼續他的研究，并講授了部分課程。靠一位與古董商素有交往的滿族學者的幫助，明義士收藏了不少古物，并有機會經常出入北京故宮博物院，使其獲益匪淺。1928年，明義士從新獲甲骨中選出2819片，拓印數份，名《殷虛卜辭后編》。并將數份拓片分贈于馬衡、容庚和商承祚等甲骨學名家，為學術界提供了一批珍貴史料。
1928年12月，明義士一家五口人返國休假，途中游歷了印度、美索不達米亞及巴勒斯坦等古代文明發祥地，歷時接近一年，直到次年年底才抵達加拿大。在巴勒斯坦，明義士曾有幾個月的時間兩次被聘為考古發掘隊的臨時勘測員，其中一次是在位于耶路撒冷以北幾公里的Tell En—Nasbeh遺址，由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貝克利分校著名教授、巴勒斯坦研究會主任威廉姆(William Frederick Bade)博士主持的發掘。明義士因為從前曾受過系統的土地測量的訓練，在這次工作中得以愉快勝任，獲得了親手從事科學發掘的經驗。◆◆◆◆◆
明義士一家在加拿大休養數月，便又開始了橫渡太平洋回返中國的旅程。他將三個孩子寄送在日本神戶的加拿大人學校，攜妻子回到了闊別三年的彰德，繼續他的傳教與收藏活動。1931年的春、冬兩季，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李濟博士指導下進行第四、五次發掘，明義士與李濟之間有過個人的接觸。同年，明義士撰寫了一篇題為《商代文化》的論文，發表在美國史密森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年報上。
1932年，明義士應邀到齊魯大學擔任考古學教授。齊魯大學最初是由在華北地區傳教的14個英美差會聯合創建的，校址在濟南。1917年，為了解決所在地區教徒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問題，加拿大長老會豫北差會經與國內教會協商，開始參加齊魯大學的建設工作。除了經費上的援助之外，主要是派出有專業知識的傳教士到該校任教，其中最有影響的有兩位：一位是William MeClure醫生(漢名羅維靈)，曾把大量西方醫學著作譯成中文，對西醫在中國的傳播起了重要作用；另一位便是明義士了。1932～1937年的五六年間，可以說是明義士學術生涯最為輝煌的時期。他用漢語講授“甲骨學研究”和“考古學通論”等課程，并主要以自己的收藏品辦起了一個頗具規模的文物展覽館，、以喚起和培養學生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興趣。他還獨自或帶領學生到野外進行考古調查，濟南附近的城子崖、大辛莊史前至商周古遺址和四門塔、千佛山等石窟地點都留下了他們的足跡。他還遠赴膠東地區對古代石棚(Dolmen)遺址進行了考察。
在齊大的幾年間，他還撰寫了一系列有關中國考古和古史的論著。見諸出版的有以下數種：(1)《商代文化》，刊于《齊大季刊》1932年第一期；(2)《表校新舊版<殷墟書契前編>并記所得之新材料》，刊于《齊大季刊》1933年第二期；(3)《中國商代之卜骨》，發表于1933年濟南扶輪社報告，又抽印本；(4)《論匯印聶克遜先生所藏青銅十字押》，刊《齊大季刊》1934年第三期；(5)《柏根氏舊藏之甲骨文字》，刊《齊大季刊》1935年第六期，又有單行本，由齊大國學研究所出版；(6)《商周的美術》，刊《亞洲文會》雜志第六十七期，1936年；(7)《商代的文化與宗教思想》，刊《亞洲文會》雜志第六十七期等。
30年代的齊魯大學文學院曾經盛極一時，下設的國學研究所成為國內知名的學術機構之一，這自然與老舍、王獻唐、齊樹平和張維華等國內諸學者的努力分不開，而作為漢學家明義士的貢獻也是不應被忘記的。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華北處于日本帝國主義的槍口之下。這年夏天，齊魯大學被遷往西南地區，明義士則返回加拿大。此后直至病逝，竟再沒有回到中國。
回國后的明義士仍對重返中國抱有信心，曾幾次申請來華。但因為戰爭的關系，加拿大海外傳教協會沒有答應明義士夫婦重返中國的請求。于是，從1938年始，明義士受聘到多倫多安大略皇家博物館遠東部中國研究所從事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工作，與懷特一起，對于遠東部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但是，在皇家博物館的幾年間，明義士工作得并不順心。據《金希望》一書的描述，其原因主要是與懷特的關系趨于緊張。早年二人同在河南傳教時，懷特總是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看作加拿大海外傳教協會在河南的高級代表，無論是何宗派，都得受制于他家長式的管制與約束，加上懷特是明義士夫婦的主婚人，在他跟前明義士只是一個晚輩后生。但從那個時期兩人在收藏文物方面的通信中來看，并未出現明顯摩擦。懷特主教1934年退休回國，就職于安大略皇家博物館。明義士的到來，使兩人的關系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督鹣Ｍ芬粫@樣寫道：
那是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兩人同時供職于多倫多大學的時候，他們之間的關系變得緊張起來。一向把自己列入主教行列的懷特在離華前就堅持自已必須被委任為正教授，稍后又出任中國研究所主任。而他給予明義士的則只是助教職位。他們兩人都學有所長，而性格卻大相徑庭。懷特性情武斷，盛氣凌人，但同時擅長于搞人際關系；而明義士則性格孤獨，謙讓，不喜歡炫耀自己，這從他寫的文章中也能得到反映。根據同時任職于中國研究所的路易絲·沃爾姆斯(Lewis Wamsley)的說法，“這種個人性格之間的爭斗阻止了明義士。其結果，使他在自己貢獻甚多的學術領域中再難有收獲”。
正如路易絲所言，此后再未見到過明義士關于甲骨文研究的論著。他的興趣突然轉到中國古代青銅器的研究。1940年發表《中國青銅器欣賞》一文(紐約)；1942年明義士獲多倫多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其論文的題目便是《商戈》，這是一篇關于商代青銅戈系統研究的論著。事實上，明義士關于甲骨文的研究計劃此時遠沒有完成，他計劃寫作的一系列關于甲骨文的著作有的已完成資料收集工作，有的已部分完成，還有的已寫出草稿。◆◆◆◆◆如果這些著作或其中的幾部能按計劃完成并出版，無疑會進一步確定明義士在中國古文字學領域中的地位。是什么原因使他中斷了自己鐘愛的甲骨學研究而轉向青銅器研究?這一方面可能是受到西方漢學界重美術輕文字學風的影響，在當時西方漢學界明義士還很難找到在甲骨文研究方面與他進行交流的知音；另一方面，則可能取決于他視懷特為競爭對手，試圖在甲骨文以外的研究領域里超過對方的心理。因為在這之前，懷特已經發表過幾部研究中國古代美術的專著，并正在致力于商周青銅器的研究。
就是在皇家博物館任職期間，明義士也曾多次提出重返中國的申請，但鑒于加拿大海外傳教協會善意的勸阻，他的這一愿望始終未能實現。1942年他接受美國戰時新聞局的邀請，擔任該局的中國參事，先是在舊金山任職，后來移至華盛頓。1946年因心臟不適返回多倫多，繼續在安大略博物館從事中國考古學和古代史的研究。
1945年，持續了八年的抗日戰爭最終以中國人民的勝利而宣告結束。齊魯大學也由中國西南地區遷回濟南舊址。鑒于明義士博士對齊大文學院和國學研究所作出的卓越貢獻，1947年2月22日，身為齊魯大學校長的吳克明向明義士發出回校任職的邀請；6月26日，吳克明再次致函明義士，告知說他的甲骨仍完好無缺，并告知中文系的工作和盼他早日回來。9月20日，明義士給吳克明回函，說愿來齊大工作。但眾所周知，自日本投降后蔣介石政府便蓄意挑起內戰，使剛剛擺脫日本侵略的中國人民再次陷入水深火熱的國內戰爭之中。因為中國政局的不穩和自己身體的不適，明義士重返齊大的愿望終未能如愿。1957年3月16日，明義士因心臟病復發在多倫多逝世，享年72歲。
(二)明義士對中國考古學的貢獻
明義士對中國考古學的貢獻，主要集中體現在甲骨學研究方面。
甲骨學是一門深奧難懂的學問，被稱為“絕學”。它不但要求研究者具備扎實的古文獻功底，還要求研究者對宋代以來的“金石學”有基本的修養。這對于一個生于斯、長于斯的中國人來講，已屬不易，更不用說對于像明義士這樣一個來自歐美的外國人，其難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明義士克服了語言上的障礙，通過自己的勤奮，最終成為一位杰出的甲骨學專家。正如著名考古學家李濟博士所評論的：“他(指明義士——引者注)能通過當地的挖掘了解甲骨的出土情況，并常到小屯詢問挖掘者掌握甲骨出土的信息。適當的職務與他的考古天才有機地結合起來，為他在外國學術界中對甲骨文研究作出特殊貢獻開辟了道路?！贝笾聛碚f，明義士在甲骨著錄、辨偽、綴合、斷代以及教學育才方面作出了突出成就，奠定了其學術地位。
甲骨文的著錄出版是甲骨學研究的基礎性工作。得地利之便，明義士經常去小屯收購甲骨，使許多珍貴甲骨幸免于難。尤為難能可貴的是，在他開始收藏的第三年，即1917年，便由自己所藏五萬片甲骨中選出2369片精品，親自臨摹，出版了《殷墟卜辭》一書。這是外國學者研究甲骨學的第一部專著。1928年，又從新獲甲骨中選出2819片，拓印數份，名《殷墟卜辭后編》。由于種種原因，此書直至1972年才由許進雄先生重新整理，由臺灣藝文印書館出版。1935年明義士任教于齊魯大學期間，將美國長老會傳教士柏根(Bergen Paue，1860～1915年)收購、當時為濟南廣智院收藏的74片甲骨拓黑成冊，編為《柏根氏舊藏甲骨文字》，并附有摹本和釋文。該文先刊于《齊大季刊》第六期，后由齊大國學研究所出版單行本。上述甲骨著錄的出版，為學術界提供了珍貴的原始資料，直到今天仍廣為人們重視。
甲骨文自1899年發現并被認識到其所具有的價值后，使北京、上海、山東濰縣、河南彰德府的古玩市場出現瘋狂的搶購甲骨之風，很快由一斤只值數錢的“龍骨”，被爆炒成為每字值銀二兩五錢的“古董”。隨之而來的便是偽造甲骨的出現。偽片出現之初，由于缺乏鑒別方面的經驗，即使國內收藏行家亦不免受騙上當。明義士也曾在這方面吃過虧。據《甲骨年表》1914年一欄載：“明氏初得大胛骨，乃新牛骨仿制者，售者欺外人不識真偽，舉以鬻之。未久，乃腐臭不可向邇。然明氏從此悉心考究，終成鑒別真偽的能手?！崩顫壬鄬Υ嗽u價頗高：“偽造甲骨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擾亂了古玩市場，產生了兩個主要后果。一方面，由于保守派學者虔誠地尊崇許慎《說文》的一千多年的權威，于是以這些偽造品為確鑿的證據說明所有甲骨文都是偽造的古文字，是一批冒牌的學者為欺騙大眾而杜撰的。另一方面，幾個有遠見卓識并研究過真的而非偽造的甲骨文的學者，為了探索區別甲骨真假標準而更發憤工作。這個隊伍中的一個先鋒是《甲骨研究》的作者明義士?！蔽覀冎灰⒁獾竭@樣一個事實，即在其1917年出版的《殷墟卜辭》一書所收錄的2369片甲骨中，只有一片贗品混入，(即《墟》758)，就可對其辨偽功夫有所了解了。◆◆◆◆◆ 我們知道，由于埋葬、發掘、轉運、傳拓等多方面的原因，甲骨往往斷為數片，并為不同藏家所收藏。把殘片或殘碎后著錄在不同書中的甲骨拼合到一塊，恢復其本來面目，就是通常所說的“甲骨綴合”。明義士是較早從事甲骨綴合工作的學者之一。1933年，他在《齊大季刊》第二期發表《表校新舊版<殷墟書契前編>并記所得之新材料》一文，敘述其綴合所得。受明義士的影響和指導，他的學生曾毅公專門致力于甲骨綴合，于1939年出版了《甲骨綴存》一書，并于《自序》中“謹記師說用志緣起”。
殷墟的考定和發現，使甲骨文屬于殷商晚期自盤庚至帝辛時代的觀點逐漸為人們所接受。但盤庚遷殷至帝辛(紂王)之滅共273年，每片甲骨究竟屬于哪一位商王時期?這就牽涉到對甲骨文的分期斷代問題。1917年，王國維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一文中首先利用卜辭中的“稱謂”來考定甲骨文的年代。這里的“稱謂”即占卜時的商王對自己親屬的稱呼。商王室有自己的一套稱謂制度，可概括為：凡長時王一輩者，則皆稱父；長兩輩乃至兩輩以上者，則皆稱為祖；與時王同輩而年齡較長者，則稱兄。對先王配偶的稱謂，亦皆仿此。王國維雖提出以稱謂斷定卜辭時代的端緒，但限于當時公布的材料，未能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1928年，明義士編著《殷墟卜辭后編》一書，在其未完成的序言中，曾將1924年小屯人因打墻挖掘出的一坑三百余片甲骨加以分類，試圖以稱謂決定甲骨年代。據許進雄先生所言，明義士在當時就已注意到卜辭中的“貞人”名和鉆鑿形態的不同等，并提出《周易》為卜辭所演變的觀點。這些研究在當時均處于領先平。1981年，李學勤先生在一篇探討甲骨分期的文章中以附錄的形式公布了明氏《后編》序言的部分內容，引起學術界的重視，現摘錄如下：
一坑之集合。
此屜之整理，先分二部分，一部分為田獵、游行。之事，一部分為祭祀之事。此卷之所著錄者，則為關于祭祀部分者也。
此一部分之已整理者，按時代之先后，區之為二，即甲屜與丙屜也。其殘余不連續之卜文，加在小四方孔中。
甲屜二(3051—3076)此為《殷墟卜辭后編》拓本編號，下同——引者注)，武丁時：
武丁稱小乙為父乙，母為母庚；羊甲為父甲，盤庚為父庚，小辛為父辛。此屜諸骨，為武丁后半期所卜者。此時代以前之字體，在獸骨重要部分所得者，在一二集中。
甲屜三(3077--3095)：
與甲屜二同。但無直接提及父乙及字形之整理。
甲屜四(3096--3126)：
與甲屜二及三同。
甲屜五(3127--3145)：
祖丁稱武丁為父丁。
在此時代中之獸骨，未有稱祖乙為兄乙者，其字形為大。小乙之所以稱為小乙，乃其孫之所稱，因其先祖中已有祖乙之稱在祖廟中也。予曾以長時間，疑此大字諸獸骨，或屬于盤庚、小辛及小乙之時代，彼等之稱及祖丁，但此骨之有父丁及小乙者較之，可決屬于祖庚時代。
甲屜六(3146--3161)：
與甲屜五同時，并不在祖庚時代以前，且無祖甲時王賓字體之特點。其字形大而粗糙。
甲屜七(3162--3187)：
與甲屜五、六相同。
丙屜二(3220--3239)
祖甲稱武丁為父丁，孝乙為兄乙，祖庚為兄庚。此時代之字體，變為小而細整，尤以王賓等字，特用一種橫筆。
丙屜三(3240--3263)祖甲時。
丙屜四(3264--3293)康祖丁時。
丙屜五(3294--3329)同上。
丙屜六(3330--3354)武祖乙時。
丙屜七(3355--3381)同上。
開頭所謂“一坑之集合”，即1924年小屯出土的一坑甲骨。明義士以卜辭中的稱謂，考訂它們大部分屬于武丁和祖庚、祖甲時代，即現在所通行的董作賓“五期說”的第一、二兩期，少量屬于康丁和武乙之時，即“五期說”的三、四兩期。此序稿早年雖未發表，但在甲骨學界卻有一定影響，如讀過此稿的陳夢家先生就曾注意及此，并提出不同看法，他說：“此坑所出我定為康丁、武乙、文丁三王卜辭，而明氏誤認‘父丁’為武丁(其實是武乙稱康丁)，‘父乙’為小乙(其實是文丁稱武乙)，因此他的斷代不免全錯了?！?FONT face=Verdana>◆◆◆◆◆
但問題并不那么簡單。通過近十年來學術界對“歷組卜辭”時代的討論，人們發現六十多年以前明義士根據稱謂所做的斷代是正確的，而陳夢家的批評則未免失之武斷。李學勤先生說：“歷組卜辭基本上就是《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定的第四期(武乙、文丁時)的那類卜辭，早在一九二八年，加拿大學者明義士作《殷墟卜辭后編序》(未成稿)，便曾以這類卜辭屬于武丁后半期到祖庚。一九六零年以后，我通過一些疑難的研究，達到了和明氏相同的看法”。李先生提出兩條卜辭，即《合》15和《南北》明477，都是“父丁排在小乙之后，自系武丁。如果說父丁是康丁，那么這些祀典中就是把武丁和祖甲這兩位直系的明王略去了。無論從歷史還是卜辭慣例來看，這都是不可能的”。1973年小屯南地發掘出的甲骨材料中，也可找出幾個類似的例子。尤為重要的是，李先生指出并論證了《南地》2384、2100“歷組”與“出組”是同時的?！安吠酢辈忿o，而“出組”屬于祖庚、祖甲時期，是沒有疑問的?？傊?，李先生通過對“歷組卜辭”時代的論證，得出了與明義士先生相同的結論。還需指出的是，明義士率先注意到甲骨斷代中的“字形”問題，這在當時也是處于領先水平的。
最后我們特別需要提及的是《甲骨研究》一書。該書作為“甲骨研究”課程的講義，于1933年春曾以石印出版，因為印數很少，知道的讀者不多，但卻是最能代表明氏學術水平的一部專著。其中第一章為《甲骨發現小史》，被認為是在甲骨發現及流布方面“記載最為準確、詳贍和具有權威性”。而其最重要的貢獻還在于作者對商代帝王世系的研究方面。在此之前，王國維曾據甲骨文印證《史記·殷本紀》中商王世系基本可信，但直至1933年以前，包括像董作賓這樣著名的甲骨學家都信從羅振玉、王國維之說，認為甲骨文中的“ ”為“陽甲”。明義士卻不盲從權威，根據自己掌握的材料，考證甲骨文中的“ ”才是陽甲之名，而“靜”實即商代另一帝王沃甲。有意思的是，當時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先生大致同時提出了與明氏相同的結論，于1933年在《卜辭通纂》一書中刊布。一位在中國的外國人與一位在外國的中國人大致在同一時間考證同一問題并得出基本相同的結論，真乃學術界的一段佳話。只是此后《卜辭通纂》一書廣為流行，一版再版，而《甲骨研究》則始終未得到公開出版，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1994年筆者訪問加拿大，在明明德先生家中發現了《甲骨研究》底本。承明明德委托，并得到加拿大駐華使館文化處的資助，該書已于1996年由齊魯書社正式出版。這無疑是對甲骨學研究的積極支持，也是對明氏的最好紀念。
甲骨學之外，明義士還曾對商周青銅器進行過專門研究。其代表作便是其博士論文《商戈》一書。他指出，西方學者習慣于把戈這種古代中國所特有的勾刃兵器譯作“lanee”和“spear”等名稱，實際上都未見得妥當。他建議直譯為“ko”，作為一英文中的專用名詞，故取本書的英文名字為“Shang ko”。在本書的第一章中，作者以出土實物為依據，對銅戈的起源、發展和衰落的歷史過程進行了探討。他認為，銅戈應源自新石器時代的石鐮，商周時代是銅戈應用最廣泛的時期，至漢代以后逐漸退出歷史舞臺。該書資料豐富，幾乎包括了當時所能見到的中外公私各家已見諸發表的商代銅戈標本，以此為基礎，對它們進行了縝密的類型學研究。他敏銳地覺察到，商代銅戈的發展應分為兩個階段，即早商和晚商，并對每個階段銅戈的特征進行了概括。這些觀點大都為新中國的考古發現所證實。由此確實可以證明明義士先生考古學方面的天賦和才能。事實上，這種天賦和才能并不僅僅限于考古學上。從該書引證中國古代典籍種類之豐富和在論證中將考古材料與文獻典籍恰到好處的結合上，我們都不難發現作者對中國古代歷史的諳熟和精通。此書由于經費諸方面的原因，并未能在明義士生前出版。1960年明義士的遺孀和子女將其大部分藏品捐贈給多倫多安大略皇家博物館，并與多倫多大學簽定協議，由校方建立明義士基金，用于《商戈》一書的出版和支付學者對明義士藏品(主要是甲骨)分類整理的費用。此書最終于1965年由安大略皇家博物館出版。
明義士一生著述宏富。據筆者在山東省檔案館查到的有關資料，其已經完成和近乎完成的著作尚有《殷墟卜辭類考》《卜辭中商代戰爭》《殷墟卜辭文字索引》和《殷墟卜辭考釋》等。這些文稿甚至沒能像《甲骨研究》那樣留下稿本，不能不說是甲骨學界的一大憾事。
(三)明義士藏品的流傳情況
明義士自1910年來華，便與中國和中國文化結下了不解之緣。在此后的大部分時間里，他都致力于中國文物的收藏與中國文化的研究，為擴大中國文化在加拿大乃至世界上的影響作出了重要貢獻。當然，明義士將其收藏的部分中國文物非法盜運出境，是對中國文化的掠奪行為，解放后受到中國方面的公開譴責。關于明義士對中國考古學，尤其是甲骨學研究的貢獻，我們曾有專文論及，在本章的第二部分也曾有過涉及。這里將對明義士收藏文物的數量、種類及收藏地點做一統計。因為在此之前，學術界對明義士藏品的數量與現存狀況尚存在這樣那樣的疑問，甚至引起過一些爭論。◆◆◆◆◆
大體說來，明義士生前所收藏的中國文物現收藏于加拿大和中國的博物館和個人共五處，即加拿大兩處，為多倫多市安大略皇家博物館和明義士子女所收藏；中國國內三處，為北京故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和山東省博物館。
現藏安大略皇家博物館的藏品大都出自明義士家人的捐贈。1960年由明義士的遺孀安妮·明義士和兒子明明德與多倫多大學簽定一份向安大略皇家博物館捐贈“明義士藏品”的協議。捐贈的藏品包括數百件各類出土文物和有關中國考古和古代史的著作、4700片甲骨以及2812件未出版的甲骨文拓片(原件均留在了中國)。作為對捐贈者的回報，博物館設立了一項“明義士基金”，一是用來出版明義士《商戈》一書，二是支付應邀來多倫多專門對明氏所藏甲骨進行整理研究的專家許進雄先生的部分費用。1971年和1977年安大略皇家博物館出版由許進雄先生編著的兩卷本《明義士所藏商代甲骨》(The Menzies CoUection of Shang Dynasty Oracle Bones)；1972年臺灣藝文印書館出版了由明義士編著、許進雄整理的《殷墟卜辭后編》(Additional Collection of Oracle Divinations from the Waste of Yill)。這兩部著作基本包括了“明義士藏品”中所有的甲骨和拓片，現在已成為研究甲骨學和殷商史的重要資料。相對而言，“明義士藏品”中的其他門類如青銅器、玉器、陶瓷器等尚未引起足夠重視。1994年6月筆者曾有幸訪問安大略皇家博物館，發現明義士收藏的這批青銅器既多且精，顯然在明氏返國前經過仔細挑選。如能整理出版，無疑會對殷商文化的研究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明義士子女們的藏品現主要分藏三處，即其兩個女兒瑪麗恩(Mrs．Marion Menzies Hummel)、弗朗西絲(Mrs．Frances Menzies Newcombe)和兒子明明德(Mr．Arthur Menzies)之手。據明明德講：“實際上，母親始終對我父親的收藏給予積極的支持，她本人也對這種收藏抱有濃厚的興趣。她尤其愛好宋代瓷器。父親便經常在諸如母親生日、他們的結婚紀念日和圣誕節之類的節慶日贈送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藏品給她。隨著孩子們年齡的增長和對中國文化興趣的增加，他們也經常收到這樣的禮物。在母親于1962年去世后這些藏品便由我們姐弟三人分別保存了?！?988年，在巴里·蒂爾(Mr．Barry Till)和明氏家人的努力下，一次以“中國古代的奇跡”(The Wonders of Earliest China)為題的展覽在維多利亞藝術館舉辦，共展出上迄商周下至清末的各類中國藝術品二百余件。其中大部分被收入后來出版的《明義士家庭收藏的中國文物》(Chinese Art from the Rev．Dr．James M．Menzms Family Collection)一書之中。以藏品質料分類，共包括：
銅器類：40件，包括商周時代的禮器、兵器和漢代以后的銅鏡、造像等。其中尤以商代有銘銅爵、漢代有銘銅燈和北魏至唐代銅造像等最為珍貴。
陶瓷類：90余件，上至商代的白陶，下至清代青花瓷器，種類繁多。其中尤以唐代騎馬俑、北宋水注和出自宋元各窯口的瓷碗、瓶、枕等最為精致。
玉石器：30余件，其中以商周時代的玉禮器(璜、琮、環等)、玉人、玉器具(刻刀、帶鉤)數量最多，最精美。
甲骨文：5件，用龜腹甲和動物肋骨制成。造片多不清。其中一件(編號24)有“王疾口”字樣，較為珍貴。
其他尚有宋元明清時期的佛教經卷、山水畫和人物畫像等多件，也是不可多得的藝術和文獻珍品。
以上所述可能并非明義士后人所藏的全部，但其藏品中的精華部分皆在于此。
北京故宮博物院現藏有明義士早年所獲甲骨20364片。關于這批甲骨，著名甲骨學家胡厚宣先生曾寫道：
故宮博物院所藏又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故宮博物院原藏，3匣17屜，除一屜為陶丸陶餅小螺貝殼等164件之外，甲骨共計870片。1965年，為編輯《甲骨文合集》，我們去故宮博物院選拓甲骨，見明義士甲骨中，混有1924年2月18日發自天津寄往北京明義士的信封一個，封面寫：
J·M·Menzies B.D.
N.C.U．Language School Peking知那時明義士曾在北京華語學校教書，所以甲骨就存在華語學校內。
故宮博物院所藏明義士舊藏甲骨的第二部分是1974年在故宮倉庫中清出，計10匣又167包共19494片。箱子上邊都有明義士親筆寫的封條。這部分甲骨，原來也是存在華語學校圖書館內，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清出，交由故宮博物院保存。◆◆◆◆◆
南京博物院現收藏有明義士舊藏甲骨2390片，經查實乃明氏《殷墟卜辭》一書的實物。關于這批甲骨入藏南京博物院的經過，還曾有過一段傳奇經歷。據筆者在山東省檔案館查到的有關檔案得知，這批甲骨連同未及運回加拿大的明氏大部分藏品曾于1937年12月濟南被日軍攻陷之前埋于齊大校園內。1945年齊大復校，藏品重見天日，為齊大所收藏，并由一位曾與明義士共過事的外國傳教士賴恩源“代為保管”。明義士舊藏的這批古物一度引起官方的重視，1947年6月18 日，當時的教育部曾擬將明氏之甲骨收歸國有，囑齊大妥為保管，以免損壞。而明氏本人也對此給予關注。6月27日他寫信囑賴恩源將貴重的甲骨運上海，以設法運回加拿大。1948年9月濟南解放前夕，當時的北京圖書館曾囑賴恩源將明氏甲骨移存安全處所(6月16日)，明氏的犬部分藏品便再度埋于齊大校園宿舍區內，但賴恩源于7月19日將一箱甲骨由濟南運至上海，后又轉運到南京加拿大使館。這就是后來入藏南京博物院的那箱甲骨。其具體入藏經過，《南博旬刊》第三十七期是這樣記載的：
(1951年)二月十一日南京楊憲益交南博木箱一只，鑰匙一把，還有信一件。信的大意說，“這批甲骨是前幾天加拿大外僑穰桀德(前加拿大使館代辦)交給我的，他并且說他要離開了。他整理前大使館私人東西，發現木箱一只，內有甲骨文，是以前朋友留下的。我就請他交我處理?，F在送請貴院，妥善處理。”二月十六日楊先生又來一信，大意說：“幾年前明義士采集的甲骨，裝了一箱，交加拿大使館暫存。明義士回國，老病半身不遂，這批東西，就變做無人要了，我就勸穰桀德交給你們?！薄瓝覀兦妩c的結果，是明義士《殷墟卜辭》的實物，字甲字骨和卜骨，共計2390片。
山東省博物館所收藏的明義士舊藏文物，數量最多，種類齊全。它們的入藏經過，也同樣富有傳奇色彩。它們曾于1937年濟南淪陷前被埋在齊大校園內，1945年得以重見天日。1948年濟南解放前夕，這些藏品除上面提到的運至南京博物院的一箱甲骨外，其他古物被分裝成一百四十余箱，再度埋藏于齊大校園宿舍區內。1952年，當時任齊魯大學校長的林仰山在齊大教職工動員下，交出一張埋藏物品方位圖副本，按圖索驥，這一百四十多箱文物在沉睡三年后重新面世，并被山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接收，1959年移交山東省博物館。據1959年山東省博物館制成的四大冊《明義士收集我國文物目錄》，移交的文物總數為29457件，其中甲骨8080片(有字者3668片)。當時報載挖出的甲骨已“粉爛成碎沫”云云，均非屬實。綜觀山東省博物館入藏的這批文物，上迄5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下至明清，種類十分廣泛，而尤以商周時代的陶器、銅器和玉石器等數量最多。雖然包括了相當數量的殘件以至碎片，但其中仍不乏精品，并且多未經公開發表?，F按藏品質地大致介紹如下：
陶器類：近四千件，包括大量歷代陶片。時代最早的為新石器時代彩陶及黑陶(片)。最晚的有屬于宋元時期的陶印、印模等小件，而數量最多的則是屬于商周時期的各類繩紋和素面陶器。
瓷器類：一千余件，包括部分瓷片。以唐宋至明清時代的居多。比較重要的是宋代定窯葵花碗、宋代影青瓷和元代均窯碗等。
銅器類：八千余件。包括商周時代的青銅禮器、武器和車馬器、歷代銅鏡、歷代貨幣等。比較珍貴的當屬商周時代有銘銅禮器，銘文多為族徽。
玉器類：七百余件，絕大多數為商周時代的玉質禮器和配飾，也有漢代的玉璲、帶鉤等，偶爾可見明清時代的古玩擺設如猴山等。
石器類：近兩千件。多為史前及商周時代物，如生產工具類的斧、鏟、鐮、刀，武器類的戈、鉞、劍，樂器類的磐等。亦有不少屬于北朝至唐代的石刻造像。
骨角類：兩千余件。絕大多數為史前及商周時代遺物，種類有針、錐、笄、匕、鏃。尤以商代的動物首形笄及刻文匕最為珍貴。磚瓦類：五百余件。多為漢至北朝時代的有字磚瓦，少量屬于東周時代的動物紋瓦當。雜器類：兩百余件。多為歷代水晶、瑪瑙、料器、琉璃質料的小件文物，亦有部分碑志拓本和善本書籍。相信隨著對這批文物的整理與研究，人們會逐漸發現它們所具有的學術價值。
總之，分藏在中、加各地的明義士藏品，除數萬片甲骨已大多刊布外，其余為數眾多的中國文物尚未得到公開出版。我們期待著通過中、加雙方學者的合作，能使這批珍貴歷史文化遺產盡早公布于眾，以發揮其應有的歷史、藝術與科學價值。◆◆◆◆◆
附錄：明義士先生著作一覽表
1．《殷墟卜辭》，石印平裝一冊。上海別發洋行，1917年版。
2．《殷墟卜辭后編》，1928年編成，后由許進雄重新整理，臺灣藝文印書館，1972年版。
3．《商代文化》，刊《齊大季刊》1932年第1期。
4．《商代之文化》，刊北平《導報》，又單行本，北平導報社發行。
5．《甲骨研究初編》，齊魯大學石印講義本，1933年；齊魯書社．1996年版。
6．《表校新舊版<殷墟書契前編>并記所得之新材料》，刊《齊大季刊》1933年第2期。
7．《中國商代之卜骨》，刊濟南扶輪社報告，又抽印本，1933年。
8．《論匯印聶克遜先生所藏青銅十字押》，刊《齊大季刊》1934年第3期。
9．《柏根氏舊藏之甲骨文字》，刊《齊大季刊》1935年第6期；又單行本，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出版。
10．《商周的美術》，刊《亞洲文會》雜志第67期，1936年。
11．《商代的文化與宗教思想》，刊《亞洲文會》雜志第67期，1936年。
12．《商戈》，明義士先生博士論文，1942年。安大略皇家博
物館，1965年版。
另據“齊大檔案”9—3—11載，1934～1935年間明義士先生尚有以下完成或未完成的著作：
1．《商代王妣世系考》(草稿，待修訂)
2．《殷墟卜辭類考》(未完成)
3．《卜辭中商代之戰爭》(部分完成)
4．《商代器皿形式考》(資料已收集)
5．《齊大古器物室錄簿》
6．《中國初時之美術》
7．《殷墟卜辭文字索引》(完成卡片索引)
8．《殷墟卜辭考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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