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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護士瓊·尤恩的中國歲月

喬  國

    為了支持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許多加拿大人不遠萬里來到中國，與中國人民并肩戰斗并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們構成了一個群星璀璨的整體。其中，有一位年輕的女性，盡管她所從事的只是平凡的工作，卻以自己的勤勞和智慧為抗日戰爭時期的解放區醫療護理事業作出了貢獻。宛如萬綠叢中一點紅，她給這個群體增添了一絲生動的色彩和勃勃的生機。她就是加拿大護士瓊·尤恩(Jean Ewen)。 

    (一)教會的使命

    人類的歷史這時已翻到了20世紀80年代。在加拿大維多利亞市僻靜的天鵝湖路上，有一幢簡樸的小樓。臨窗的一張靠椅上，癱坐著一位老婦人，頭發幾乎全白了。對面的墻壁上，掛著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圖。她深邃的藍眼睛時常凝視著那太平洋彼岸的國家——中國，嘴角露出一絲絲會心的微笑?；泻鲩g，她又穿過了千山萬水的阻隔和五十多個春秋的時間隧道，重新回到了從前。她記起了自己第一次怯生生地站在它面前的情景。

    那時她才22歲，花一般盛開的年齡。白凈的臉上，一雙明亮有神的大眼睛正好奇地盯著那座座古老的園林，健美的身姿不無激動地感受著古老中國緩緩跳動的脈搏，她毫不在意人們從四面八方投來的一束束目光。是啊，即使在擁擠嘈雜的人群中，尤恩的外域特征也是如此醒目。但她仿佛已然忘記了身在何處，沉浸在古老文明帶給她的那番新奇、震撼之中。這個年輕的女孩，為什么遠離家人、朋友和熟悉的一切，來到這遙遠的國度呢?

    瓊·尤恩，1912年出生于加拿大薩斯喀徹溫省的一個普通工人家庭，兄弟姊妹四人。她七歲時，母親患流行性感冒去世，父親湯姆·尤恩便帶著全家搬到了一個牧場上居住。在那兒，他一面當鐵匠，一面開始潛心研究馬克思主義。幾年后，湯姆·尤恩成為了一名堅定的社會主義者，并把全部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革命事業中去，是加拿大共產黨的領袖之一。由于母親的早逝和父親工作的忙碌，身為長女的尤恩很早便被生活推上了自立的道路。離開學校后，她先在一間洗衣店工作，后又到馬尼托巴省北溫尼伯的圣約瑟夫醫院學習護理。環境是閉塞的，工作勞累不堪，且報酬極低。

    1931年12月，與已搬到多倫多市的家庭失去聯系的尤恩，突然從報紙上得知了一個惡訊，她的父親，湯姆·尤恩，與其他七名加拿大共產黨領袖一起，被加拿大政府以煽動罪逮捕入獄，隨即被判刑五年。這對尤恩不啻是個沉重打擊。盡管父親因忙于革命工作無暇顧及家庭，他們長時期里關系是冷淡、疏遠的，但畢竟血脈相連，父女情深。這一時期，整個西方世界正日益陷入一次空前的經濟大危機之中，加拿大到處是一片大蕭條景象，許多人失業流浪街頭。1933年從醫院畢業的尤恩無疑也面臨著就業困難。

    就在倍感前途渺茫之際，尤恩遇到了一次機會，美國圣路易冊的方濟各修會在中國建立了山東教區，急需招聘一批新的護理人員。她遞交的申請獲得批準，被以教士的名義派遣到中國工作。尤恩的申請，可以說并不是出于羅馬天主教徒的宗教熱情，而是為生計所迫，“找不到工作，或是去領救濟食物，或是去中國”。

    1933年3月，在溫哥華的格朗維爾街碼頭，尤恩與另外兩名女護士羅斯．馬丁(Rose Martin)、艾格尼絲。謝弗(Agnes Shaeffer)，在文森特．施雷姆普(Vincent Schrempp)神父的帶領下，乘坐“白色皇后號，，郵船啟程，橫渡太平洋，來到了中國的第一大城市——上海。還未來得及一睹神秘而遙遠國度的風貌，她們便被派到了山東淄博張店的美國教會診所服務。教會在教堂里舉行盛大的歡迎晚餐，當地鄉紳和市政官員也對她們的到來表示歡迎。教會管轄的教區范圍很廣，包括附近幾個地區，他們宣傳福音，辦學校，也為當地農民開展一系列醫療服務，與濟南的圣約瑟夫醫院有密切往來。

    在山東農村，尤恩面對的是一個陌生的世界，一片貧瘠的土地。農民祖祖輩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沿續著古老的生產、生活方式，只有那生生息息繁衍著的一代代人忠實地記錄著時間的流逝。正是在這最底層的農村，她第一次認識了中國，理解了中國。◆◆◆◆◆

    到處是一片荒敗貧窮、民不聊生的景象。農民用極其原始的操作工具和方法，在田地里揮灑汗水。全家人終年勞作，換來的僅是勉強維持生計。數不清的苛捐雜稅壓得他們透不過氣來，此外，處在這兵荒馬亂、動蕩不安的年代，攔路打劫的強盜和無惡不作的土匪又經常把他們僅有的一點點收獲搶劫一空。

    農民是勤勞善良的，又是愚昧的。迫于生計，他們根本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這反過來又使他們偏執地認為教育無用。孩子六七歲就和大人一起下地勞動，幸運的也只是受一點啟蒙教育，識得幾個字。人們的這種自我封閉、安于現狀的心態，使得他們對于不了解的事物，總是充滿疑慮和畏懼，繼而人為地添加上一層神秘色彩。當教會診所的醫生送病人去濟南住院時，老鄉們竟細細端詳他們乘坐的福特汽車，生怕這個龐然大物把魂給勾去。診所電燈的安裝也吸引來不少人圍觀，老一輩的人則輕蔑地稱之為鬼把戲。家人生了病，不找醫生看，去請巫醫來驅邪，病人遭痛打后，被活活地折磨致死。

    尤令尤恩吃驚的是婦女所受的歧視。這里，重男輕女的現象很普遍，女孩子被迫從小纏足、學女紅，婚姻不自由，婚后的地位更是低下，生活范圍狹小。尤恩曾目睹一個農民把年幼的女兒賣給一個年老的富裕商人做妻子，更親見一位產婦三天后就被迫下地勞動。婦女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教會雖設了專門的女童學校，但尤恩發現，“這不過是棄兒收容所的美名”。女孩子除了接受一些基督教教義問答知識外，其余的時間就是干雜務。當她們結婚時，男方要給教堂一筆相當大的捐款，代替給女方的聘禮。

    在中國的所見所聞使尤恩認識到工作的艱難。她本身的工作環境也是不穩定的。在張店的教會大院住了幾個月后，她和艾格尼絲、羅斯一起搬到了60英里以外無棣縣的江家，在炎夏中開設了一個新的診所。第二年3月，尤恩又被教會派到了黃河沿岸的祖李莊開展診療工作。1935年6月，她接受了新的任務，到蒲臺的郭鎮獨自創建新的診所。在頻繁的調動中，尤恩要一次次面對陌生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尤其是在“遠遠地同文明分隔開”的郭鎮，她工作、食宿全在一小間茅屋里，房子沒有門板，窗上沒有玻璃，“住在這房里，就像養在玻璃缸里的金魚，我的一舉一動，人們可以一覽無遺”。這個地方不僅貧窮之至，還經常受到土匪的洗劫和騷擾。年輕的尤恩曾為此感到擔心和煩燥不安，但她漸漸懂得：“所謂生活，就是由一系列新的開端所構成”。她幾乎對任何事情都作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

    尤恩盡力使自己適應落后的農村生活。首先她要過語言關。尤恩認識到：“不懂當地人民的語言，一個教士就像是聾子和啞巴。把自己孤立起來可能是致命的。”她專心學習方塊字和漢語，虛心向每個人請教，并抓住一切機會練習。有時她甚至到集市上去，在交易最活躍的時候，大膽地同商販們討價還價。僅兩個月，尤恩就可以用漢語與當地人進行交流了，這為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尤恩在診所里照料門診病人，到重病號家里進行護理服務，有時也做一些小手術。第一次接生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婦女難產，她的丈夫急匆匆地找到診所來。雖然沒有實際接生的經驗，尤恩和同事還是沉著地做了各種測試和檢查，幫助產婦順利生下一個男孩。這家人向診所送了許多禮品，感謝護士們的辛勞。以前的嬰兒都是由當地的接生婆接生的，此次的經歷“標志著診所新階段的開始”。以后，尤恩和同事們接生了許多新生命，并抽空把產科教材書中有關產前保健和接生的幾個章節翻譯了出來，以備工作之用。

    在醫療服務中，尤恩注意到，大多數人的病都是由于營養不良或衛生條件極差引起的，農民的衛生知識更是匱乏?！斑@兒沒有環境衛生設備，也沒有公共衛生規劃。政府對什么也不負責任?！庇谑?，除盡力醫治病人外，她們建立點名制度，給學校的男女學生做體格檢查，實行補助學齡前兒童的措施，并在診所的墻壁上張貼衛生宣傳畫，推廣衛生知識，開展公共衛生運動。她們甚至出錢收購蒼蠅，鼓勵孩子們消滅傳播疾病的害蟲。

    隨著醫療工作的進展，診所的規模、服務范圍不斷擴大，迫切需要補充新的人手。于是，幾名年輕的中國姑娘(大多是女子學校的學生和基督教教義問答人員)開始接受醫療方面的訓練，協助換藥、護理家庭病人和接生。尤恩擔負起了培訓的責任。她教授必需的護理知識，熱心傳授自己的經驗和技術。外出就診時，讓她們隨行觀摩和協助，學習如何接生、剪臍帶及做母嬰產后保健的基本工作。不久，這些女孩就成為尤恩開展工作的好助手和熟練的助產士。當尤恩赴濟南為祖李莊和郭鎮兩個診所采購藥品時，她們已能獨當一面，應付自如。同時，她們在經濟、人格上也開始邁出獨立的第一步，認識到自己的真正價值。一些逃婚的姑娘，有了對抗包辦婚姻的勇氣。這是與尤恩積極的培訓工作和言傳身教的影響分不開的。◆◆◆◆◆

    穿著深藍色緞子棉旗袍的尤恩，乍一看真像是中國人。她已漸漸習慣了農村生活，在了解中國和在運用中國語言方面都很出色，并給自己起了一個中國名字“于青蓮”，其真實姓名反而不為人們所知。尤恩不僅能較快地適應環境，還以天生的一種探索精神和巨大的好奇心，頗有興致地品味著中國農村的傳統風俗。她與人們一起熱熱鬧鬧過年，共同分享那份喜悅和豐收，只是她的照片被同事當作灶君神像抹上蜂糖，體現了西方人特有的詼諧。她曾參加一個女助手的婚禮，那隆重的喜慶儀式和諸多吉祥的講究令她大開眼界。春季到來時，她就去農家看蠶寶寶吐絲，并發出了對此的贊譽。她曾收養過一個被拋棄的女嬰，平生第一次當了母親。她更有一段被土匪劫持的驚險經歷，不僅展示了不讓須眉的鎮定氣勢，還在給匪首夫人治病的過程中了解了另一種生活。在任何地方、任何情況下，尤恩都是樂觀而堅定的。

    時間飛快地流逝，1935年底黃河突然決堤，成千上萬畝農田被淹沒，災民遍地。尤恩此時從農村的診所回到了濟南，參加國際饑荒救濟會和國際聯盟流行病防治小組的工作。任務告一段落后，1937年6月她揮手告別了中國大地，回到了分別四年的加拿大。

    這是尤恩第一次在中國的經歷。她堅實的腳印留在了山東這塊土地上，也烙在了人們的心里。尤恩從中也受益匪淺。她已經“從社會大學學到了書本中所學不到的許多知識”，即“掌握了一門新的語言，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并曾同重重的疑慮與艱苦作過斗爭”。盡管前途還不甚明朗，人生的路還很漫長，但她堅信：“今日之所為，皆是來日之準備”。

    (二)投身中國抗日戰爭

    在維多利亞市尤恩的住所，掛著一幅珍貴照片：一張三人合影照。中間那位顴骨凸起、面目清瘦的中年男子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白求恩大夫，右邊是美國的帕森斯大夫，左邊頭戴白色圍巾、有一雙大眼睛的年輕女性，就是尤恩。這是1938年1月8日白求恩大夫和他率領的加美援華醫療隊在加拿大溫哥華碼頭留下的合影。當時，尤恩的一位蘇格蘭朋友，特地穿上整套蘇格蘭高地傳統服裝，一路吹著風笛送他們上船。

    尤恩為什么再次來中國呢?如果說第一次來華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于生計，為謀求生活出路的話，這一次則完全不同了。這是尤恩在清醒地了解自己的職責和估計到將要面臨的危險處境下，毅然作出的具有獻身精神的重大抉擇。

    那已經是1937年年底了?；氐搅硕鄠惗嗪螅榷骱苋菀椎卦谑ゼs瑟夫醫院的外科手術醫療部找到了一份工作，且薪金豐厚。這時，中國的抗日戰爭已經爆發，尤恩很關心中國的命運。在從報紙上讀到美國著名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所描述的中國人民正遭受的極端不幸和發出的醫生、護士去中國的呼吁后，她內心久久不能平靜。她感到，從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時起，她就同這個國家之間建立了一種緊密的割不斷的聯系，這是一塊她已真正接觸過、生活過并不時縈繞于心的故土。此時，加拿大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聯合成立了援華委員會，并決定派遣以著名外科專家白求恩大夫為首的醫療隊來華。但白求恩從未到過中國，也不會講中國話，迫切需要一名助手和翻譯。尤恩因對中過的深刻了解和一口流利的中國話，再加上是一名老共產黨員的女兒，便成為了理想的人選。在與加拿大共產黨總部領導人薩姆·卡爾(Sam Carr)會見后，尤恩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使命，辭去工作，加入了加美醫療隊，與1938年2月再度來到中國。

    加美醫療隊，最初是由白求恩大夫、美國的法拉特大夫、尤恩三個成員組成。法拉特大夫一直沒有報到，臨行時美國的帕森斯大夫參加了進來。一路上，性格古怪的帕森斯總是喝得酩酊大醉。在香港轉機時，他揮霍完所有的經費，耽誤了醫療隊的行程和工作安排。白求恩為此怒不可遏，與他發生了爭吵，并給援華委員會發電報，要求召回帕森斯，尤恩也簽字表示同意。后經尤恩提議，他們與史沫特萊取得了聯系，得到她的幫助，坐上了去漢口的班機。在漢口機場，醫療隊一行受到了史沫特萊的親自迎接，并住進了英國圣公會主教的公館。主教魯茨是一個開明人士，他主持的圣公會教堂，因八路軍辦事處工作人員經常在此聚會和討論重大時事，故有“延安”之稱。加美醫療隊來漢口原是聽候中國政府的安排，但此時蔣介石政府已遷往重慶，只有中國紅十字會和軍醫署少數幾個政府機構留守。根據國共兩黨統一戰線協議的條文，白求恩和尤恩主動表示愿意去八路軍衛生部工作。前來看望醫療隊一行的周恩來和秦邦憲(協調八路軍醫療服務的負責人)對他們的決定表示熱烈歡迎，但帕森斯堅決不愿意與他們同行。“至此，美國—加拿大聯合醫療組實際上就已宣告結束。”后來在延安，理查德·布朗(Richard Brown)大夫又加入了進來，于是，這個隊的全部三名成員都是加拿大人。但在正式的通信中，白求恩還是使用加美醫療隊這個名稱，目的是為了從加美兩國爭取援助，“在期待中，美國人被包括著，但它最終證明了想從美國得到金錢是一個徒勞的幻想”。◆◆◆◆◆

    在漢口等待北上期間，白求恩與尤恩到漢陽一所嚴重缺少人手的長老會醫院工作，醫治空襲中受傷的人員。生活在戰爭環境里對尤恩還是第一次。2月底，備足了外科器械和醫療用品后，醫療隊出發了，橫穿豫晉陜三省，在日機的狂轟濫炸下顛簸跋涉，乘坐能找得到的各種運輸工具，甚至步行。無論處境多么危險，在白求恩給難民和傷員們治病時，尤恩都在一旁充當助手兼翻譯，一路上他們還收容了許多無家可歸的孤兒。

    一個月后，白求恩與尤恩風塵仆仆地來到西安。因較長時間中斷了與各方面聯系，他們奇跡般的出現，成了《西安日報》的頭條新聞。在八路軍辦事處他們見到了林伯渠和朱德，并一起計劃到五臺山開辦醫院。略作休整后，他們積極準備北上工作。為解決根據地和前線的各種醫療需要，他們還參與國際聯盟流行病防治小組的討論和調查。4月初，醫療隊一行終于進入了中國革命的搖籃、富有傳奇色彩的城市——延安，受到了以美國人馬海德為首的代表團和全城人的熱烈歡迎。尤恩“心里有點激動，也夾雜著一點兒恐懼”，她與白求恩一道受到了毛澤東的親自接見。交談中，毛澤東對她的中國話如此流利感到很驚奇，尤恩覺得毛澤東“看上去像一位普通的中國農民，但是非常睿智”。在延安，尤恩住在條件簡陋的窯洞里，并在邊區醫院擔任了護士兼營養師。她參觀了延安的醫療衛生設施，迎來了河南圣公會的傳教士理查德·布朗大夫，隨后又冒著大雨去西安采購麻醉劑、藥丸和繃帶。當她回到延安時，才得知白求恩和布朗已趕赴前線，到山西五臺山區工作了，從此，他們再沒有見面。

    尤恩與白求恩在一起工作了四個月，就私人關系來說他們并不是太密切。一開始，當尤恩加入加美醫療隊時，白求恩似乎就對這項安排不滿意?！彼舷麓蛄恐?，并說‘你的意思是我必須和你一塊兒去中國?’”。顯然，他不贊成在這次新的冒險中，讓一名年輕的女護士隨行。這并不是像尤恩認為的“他只想什么事都自己干，并且干得很出色”，白求恩有可能擔心尤恩的同行會給他的工作增加不必要的負擔。也許，他還認為，尤恩“既沒有革命傾向，又不懂得馬克思主義”，懷疑她“并沒有理解她所從事的事業的重大意義及其嚴肅性”。   

    白求恩對尤恩態度一直很嚴厲，要求也比較嚴格。他直率地告訴尤恩，“他們的關系只應是醫生與護士的關系，除此以外，不應有任何特殊的聯系”。尤恩只應稱呼他的姓，稱名是不合適的，并嚴禁她擅自給病人診斷下藥。在延安毛澤東要接見他們時，白求恩認為毛澤東有翻譯，尤恩沒必要去，只是在尤恩的一再堅持下，他才最后妥協了。

    白求恩工作極端認真負責，但性情暴躁，尤恩是開朗爽直之人，兩人不可避免地會為一些小事產生摩擦，但這始終沒有影響到他們之間的默契配合和各項工作的發展。畢竟，救死扶傷是他們共同的職責和追求，中國也是他們甘心奉獻自己的一切，甚至包括生命的地方。更重要的是，無論發生什么事，尤恩對白求恩始終懷著一種崇敬、熱愛之情，贊賞他的獻身精神和精湛的醫術。她認為，白求恩“是一名偉大的醫生和一個杰出的外科專家”，“他對待病人和傷員的態度，說明他是一個位全人類服務而獻身的人”。

    在與白求恩分開之后，尤恩也離開了陜甘寧邊區，奔赴晉綏革命根據地。一路上，她曾在藥品器材供應站——清澗，幫助建立和完善造冊登記制度，在120師后方醫院負責教授一批年輕的男護士，盡力把他們培養成為前線部隊的好衛生員，還給途中的傷員和百姓做醫療服務工作。6月底尤恩抵達了陜西嵐縣——120師賀龍司令部所在地，在軍醫部門工作。

    這兒靠近前線，與延安比起來，條件更為艱苦。沒有病房，傷員被疏散在老百姓的家中，動完手術的重傷員不能移動，往往集中住在醫療站的院子里。醫療站只有三名醫生、五名衛生員和一名司藥，醫療設備、藥品都很匱乏。尤恩和醫生們共同擬定了各種手術的操作規程，開始有系統地訓練衛生員，以盡快培養出合格的醫護人才。她還協助當地的衛生部門發動了一系列衛生清潔運動，他們組織醫療隊消滅蒼蠅和清除垃圾，建立霍亂防疫站，開辦滅虱站和浴室。醫療站為所有軍民服務，為便于開展工作，把本地區劃分成四個片，尤恩被指定管理第四片。她經常跑很遠的路去農民家出診，照看在那兒養病的傷員。因前線戰斗頻繁，尤恩又隨同醫療隊出發，給百姓送藥醫治，安排傷員的療護。在息馬坡鎮，她目睹了屠城后的慘狀，外國教堂被洗劫一空，里面的老弱婦嬰殘遭殺戮，駐守的荷蘭教士也被抓住。尤恩進一步清醒地認識到日本侵略軍的殘暴，認識到法西斯勢力不清除，人類將一天也無法得到安寧。

    動蕩艱苦的戰爭環境和長期的營養不良，使尤恩的健康遭到極大的損害，她“銷售了許多，以至于穿著制服像麻袋掛在籬笆的秸稈上”，她已不能再繼續堅持工作了。在晉綏解放區的四個多月中，尤恩踏踏實實地干了許多最基本的醫療工作，盡管她謙虛地說：“我看不出自己做了多少事，倒是學到了不少東西，120師的官兵們對于她的辛勤工作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1938年10月，尤恩來到漢口。這時戰爭局勢十分緊張，廣州已經陷落，漢口也是危在旦夕，處于一片混亂之中。尤恩找到了英國領事館，請求幫助撤離回國，但他們表示無能為力。正在一籌莫展、焦灼不安之際，周恩來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讓她隨同李克農率領的八路軍辦事處工作人員和《新華日報》最后一批撤退人員，搭乘八路軍的“新升隆”輪離開漢口，前往重慶。在湖北的嘉魚縣燕子窩，輪船不幸被日機炸沉，百余人中一大半遇難，尤恩僥幸脫險。她沒有被嚇倒，與另一位德國女作家安娜一起，用非常簡陋的醫療工具和土藥，有時甚至用手指和筷子取出彈片，盡力救護、醫治同船的傷病員，同行者對她也十分關心和照顧，共同的危險和命運把他們聯系在了一起，他們“共同克服了很多困難，每個人的心中，都充滿著欽佩與友好之情”。當地的百姓、鄉紳和外國教會辦的診所也給他們提供食宿和藥品。歷盡千難萬險后，他們一行終于輾轉到達長沙。在周恩來的又一次關照下，尤恩經湘、桂，轉道法屬印度支那的巴牙港來到上海，準備由此返回加拿大。

    上海是尤恩熟悉的城市。她曾三進三出，每一次都給她留下了難忘的印象。第一次從加拿大來，上海是她首先見到的中國領土，她住在法租界里。盡管“除了跟街上的人力車夫和乞丐有接觸以外，沒有接觸別的中國人”，她還是從此踏上了人生的一條新路，開始了那艱苦而又豐富多采的異鄉生活。

    第二次作為加美醫療隊的成員曾在此停留。日本已公然在關淞江上停泊海軍艦艇，并在沿岸安營扎寨，炫耀武力。尤恩見到了租界里的朋友們，他們認為戰爭很快就會結束，一切都會恢復正常；尤恩則敏銳地預感到戰爭的長期性及破壞性，殘暴的日本人是不會對任何人慈悲的。雙方的交談鬧得不歡而散，她深為朋友們的短視和幻想感到失望。

    第三次見到的上海已完全落于日本人的魔掌之中了。在這塊敵占區里，戒備森嚴，層層封鎖，一切抗日人士和同情抗日的力量被殘酷鎮壓。尤恩秘密地見到了新四軍衛生處處長沈大夫，這次會見改變了尤恩預定的回國日程，又一項重大使命擺在了她的面前。沈大夫向他詳細介紹了新四軍在醫務方面的需要，大批傷病員因得不到及時的治療而痛苦地死去。他請求尤恩給予支援，幫助募集醫藥補給并負責運送到皖南戰場，并告知她，史沫特萊就在那邊。英國駐華大使阿奇博爾德·克拉克?？軤?ArchibaM Clark Kerr)爵士受史沫特萊之托，也在英國大使館會見了尤恩。大使征詢尤恩的意見，希望她能去一趟安徽，但又明確表示，在中日交戰雙方之間，他不能公開支持任何一方。如果尤恩一旦被日本人抓住，英國政府將不能給予任何援助。

    尤恩清楚地知道這項使命的危險性，隨時都有可能面對死亡。盡管心懷種種顧慮和面臨許多實際的困難，她仍決定接受這項特殊的任務。在幾個星期內，她幫助沈大夫募集到大批醫療用品及一些軍需物資，就上路了。這已經是1939年初，擔負此項使命的共有四人——沈大夫、一位新聞記者、一名士兵和尤恩。他們先乘一艘意大利船從上海去溫州，因船上掛著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旗子，日本海軍沒來找麻煩。登陸后，他們機警地穿過日軍的封鎖線，躲過沿途各個關卡的追查。在浙江金華境內，他們還受到國民黨警察的盤問。顧祝同也派私人衛隊前來查看，并在他們下榻的旅館周圍布崗，實行所謂的“保護性拘留”。最終他們順利地到達了蘇皖邊界新四軍軍部，并把這批藥品和物資親自送到司令員陳毅的手里。尤恩又與老朋友史沫特萊會面了。

    任務圓滿完成，尤恩本可以安心地返回家鄉，但她看到新四軍急需醫務人員，又主動推遲了歸期，留在支隊司令部所在地——云嶺工作。在這個寂寂無聞的小鎮里，人員和設備比新四軍后方醫院更差，但作為前線與后方根據地運送傷員的中轉站，工作是十分忙碌的。尤恩主要負責照顧病人、培訓戰地醫務人員。在日機的空襲中，她搶救傷員，幫助重建被炸毀的醫院。醫院改組以后，尤恩一面到前線救護所去照料傷員，一面參加訓練工作。為使受訓的學員了解人體的構造，尤恩與其他醫生一起做尸體解剖。這在本地區醫務人員的培訓中還是第一次，引起了很大轟動。解剖圖與收集到的材料被匯編成冊，作為下一步的教學之用。辛勤的汗水換來了豐碩的成果。1939年5月末，第一期“小抗大”的護士與衛生員訓練班35名學員圓滿完成了學業，為革命事業培養了一批合格的醫護人才，這是新四軍訓練中心的一個“里程碑”。新四軍軍部特地舉行了盛大的慶賀活動，尤恩也滿懷喜悅地應邀參加。

    緊接著，史沫特萊策劃讓尤恩回上海，給她安排了另一項艱巨任務——為一個難民救濟計劃募集金錢和衣物。此時，國際形勢日益嚴峻，整個西方世界面臨著法西斯的威脅。在中國，國共之間的摩擦日益加大，新四軍有遭到國民黨軍隊進攻的危險，史沫特萊的計劃已不可能付諸實施。尤恩完成了在中國的使命，在加拿大教會和英國領事館的幫助下，幾經輾轉，從上海乘坐日本“皇后號”回到了溫哥華。◆◆◆◆◆

    尤恩此次在華工作是從1938年1月到1939年6月，時間不長，卻留下了無法湮滅的印象。與第一次在山東農村看到的破敗、動蕩、絕望相比，根據地是一塊熱火朝天、充滿信心和希望之地。軍隊紀律嚴明，官兵之間、軍民之間充溢著友愛與和諧。她由衷感嘆道：“我記不得在中國的其他任何地方看見過有像這樣親密無間、其樂融融的場合?！倍诠ぷ骱蜕钪校緜儗τ榷鞯年P懷更使她深受感動，產生了一種親如一家人的感情，這是她從未感受過的。

    尤恩還看到，在根據地，婦女們已開始走出狹小的家門參加工作。她們學會了讀書寫字，并擁有對自己勞動成果的支配權，經濟上開始獨立。人們都稱呼她們為“同志”，而不用任何帶貶意的稱呼。尤其是尤恩在延安參觀抗日大學的女生大隊時，來自全國各地幾百名年輕女性們的颯爽英姿，更給她留下了美好的記憶。她寫道，“只有在八路軍和新四軍中，婦女被給與了前所未有的地位?！?/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