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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1月，文幼章得到一份國民黨“解決共產黨問題措施”的決議文本，它明白地暴露了國民黨清除異己勢力的計劃。這一下文幼章懵然無措，對國民黨團結抗日、建設民主國家的誠意產生了懷疑。他當即找到好友，當時任國民黨政府最高國防委員會秘書長的張群，后者也無法給他一個滿意的解釋。文幼章逐漸對“新生活運動”失去了信心，他認為國民黨“缺乏社會責任感，簡直像霍亂病毒一樣”。當他最后一次與蔣介石會見時，仍開誠布公地提醒蔣應該考慮滿足人民的需要，實行農業改革等等，可蔣介石不待他講完便回答說不能進行土地改革，否則會被共產黨人利用。文幼章又提出不妨可以在四川試試，這里共產黨人不多?！澳阏f錯了。到處都有共產黨，我必須先對付他們?！笔Y介石立即反駁。文幼章疑惑了，“你怎么判斷一個人是不是共產黨呢?”“一般說來，誰喜歡土改誰就是共產黨?！笔Y介石有些惱羞成怒。會見就這樣倉促結束了，文幼章意識到他的“顧問”生涯也到了完結的時候，恰巧西南聯大英語系聘請他去教書，他便謝絕了宋美齡的再三挽留，重新回到教會工作，擔任西南聯大英語系教授和成都市傳教士語言訓練學校校長。

    1941年7月，文幼章和家人第二次回加拿大休假。同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這引起了越來越多的加拿大人對遠東戰局和中國的關心，文幼章自然而然地擔當起向公眾介紹中國及其抗日戰爭的角色，以特殊的方式支持了中國人民。

    文幼章曾在加拿大各地作了五百多次公開演說，有時一天競達四五次之多。他常常從在中國傳教的親身經歷談起，向人們描述善良淳樸的中國人民在捍衛民族尊嚴和自由的戰爭中所顯示出的可敬的民族性格；他向人們解釋國共統一戰線，介紹“新生活運動”所做的戰時救濟工作；他還特別提到那首傳遍中國的《游擊隊之歌》，將之譽為現代中國的《馬賽曲》，講到動情之處，他會情不自禁地用中、英文唱起這首歌，使聽眾深受感染；文幼章也肯定了基督教的信仰和友情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作用，他呼吁加拿大教會將傳教工作與中國人民的迫切需要結合起來，呼吁加拿大民眾支持教會、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文幼章的演講聲情并茂、扣人心弦，在加拿大各階層中反響強烈，人人踴躍捐獻，充分體現了人道主義情感。在一次青年會議上，與會者聽了文幼章的演說后，一致決定兩天不吃午飯，把節約下來的錢獻給戰火中的中國人民。另有一次，一位滿頭白發的老人當場摘下手上的鉆石戒指交給文幼章，要他賣掉捐給中國。文幼章的出色表現得到了聯合教會總部有關人士的贊賞，盡管他的一些社會福音的觀點曾遭到宣揚宗教福音的保守派的指責，維多利亞大學、傳教基金維持委員會和提摩太·伊登紀念教堂還是聯合起來授予他榮譽神學博士學位的殊榮。

    太平洋戰爭愈演愈烈，反法西斯戰爭成為全世界維護正義的人士的共同責任。文幼章回憶起他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情形，他痛恨戰爭，更不能容忍踐踏人類和平友好秩序的法西斯行徑，進而自愿參加了加拿大的戰時工作，推銷公債、發表鼓舞士氣的演說。這段時間他關于帝國主義是戰爭的根源的觀點更加明確了，通過觀察分析他認識到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是德、意壟斷資本家豢養的“殺人犯”，“武裝起來進行國際侵略才是他們奉行的唯一綱領”。他也贊成有效的社會改革，主張實施盡可能充分地滿足人民需要的全面社會計劃。上述看法終于促使文幼章和妻子一同加入了平民合作聯盟。同時文幼章愈加清楚地意識到了中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特別是太平洋戰場中的重要地位，他曾在一次群眾集會上指出，“有關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問題的國際會議，完全應該有中國代表參加”。他焦慮地關注著中國的局勢，加拿大駐重慶的大使維克托·奧德倫一度請求威廉·里昂·麥肯齊·金總理派他做使館顧問，加拿大援華空軍也曾有意請他擔任翻譯，文幼章再也無法安穩地在加拿大待下去了，中國需要他，而他也比以往任何時候更想回到中國！

    1944年4月，日本侵略軍集中50萬兵力在中國發動“豫湘桂戰役”，國民黨執行消極抵抗政策以致于慘敗，損失了五六十萬軍隊，丟失了豫、湘、粵、桂等省二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這次大潰敗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不滿，也使盟國感到失望。◆◆◆◆◆中緬印戰區美國司令員史迪威將軍為了提高中國方面的戰斗力，決定改善同堅決抗日的中國共產黨的關系。這年9月，文幼章接受華西差會的邀請，撇下家人返回四川，盡管此地也朝不保夕，面臨日寇進攻的威脅，他還是打算留下來協助盟軍抗戰。鑒于他“會講中文，并能像中國人那樣生活”，史迪威將軍遂任命他為援華美軍與華北共產黨游擊隊的聯絡官。然而正當文幼章整裝待發準備空降到華北沿海地帶的時候，由于蔣介石排擠史迪威，登陸計劃一再受阻，他被改派到重慶某訓練營地，幫助蔣經國訓練兩百余名中國學生作美軍翻譯。文幼章很快發覺訓練內容的重點不是聯合作戰而是放在打內戰上，他便向盟軍方面作了匯報，憤然辭職了。

    1944年底，文幼章化名“海亞利”成為重慶美國戰略情報局的一名兼職成員，該局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前身，專門負責收集各種信息情報。他之所以接受這個差使是因為其活動將為美國制宦對華基本政策提供參考，而美國人至少是希望早日迫使日本投降，使戰后出現一個統一的中國的，況且他已得到了不會利用他來反對國民黨以外其他民主力量的保證。文幼章開始有意地接觸社會的各個階層，他了解到無論是四川的軍閥、地主階級，還是民族大資本家和中小工商業者，都對蔣介石政府懷有強烈的不滿和對抗情緒，但他們統統搖擺不定，而共產黨及其眾多支持者，則是反蔣介石獨裁的主導力量。1945年7月，文幼章以休假為名，到峨嵋山新開寺一帶了解農村的情況，他憑著一口地道的四川話，與當地農民促膝談心。他們告訴他國民黨軍隊是怎樣野蠻地抓壯丁和征收苛捐雜稅，地主和官僚怎樣厚顏無恥地欺壓他們，農民們又如何在食不裹腹、衣不蔽體的境地里痛苦掙扎。他們無所不談，甚至毫不掩飾對延安解放區的向往。文幼章把每次調查搜集到的情報都匯總成詳細、客觀的報告，提供給美國當局。雖然我們無法確鑿地考證出這些材料對華盛頓當局的作用，然而對文幼章來說，這段難得的經歷卻使他對中國社會有了更直觀、更深入的認識，使他內心深處經歷了劇烈的斗爭。占有中國人口絕對優勢的農民始終遭受著最嚴重的壓迫和剝削，更談不上支配其勞動成果，這與文幼章一貫堅持的全社會公平競爭、合理分配的思想恰恰背道而馳，他愈發強烈地預感到一場觸及中國社會最深處的社會變革遲早會發生，任何完全拋棄農民利益的政權都不會有長久的生仔。在此基礎上，他對蔣介石政權和中國共產黨都有了新的認識，作為加拿大駐華大使維克托·奧德倫府上的?？停笳哧U述這一時期的觀點：“……現今的黨應該是包括國民黨在內的開明人士和半開明人士、民主同盟所代表的一小部分力量和相當一部分強有力的共產黨人，……”

    (四)幻滅與抉擇

    從1944年秋天起，文幼章受華西差會的聘請，擔任成都華西協合大學英語系主任的職務，他還熱心幫助四川省教育廳改革英語教學法，并抽空為他的老朋友、時任四川省省長的張群講授英語。一來由于他是個外國人，二來因為他與國民黨上層人物乃至蔣介石、宋美齡的關系，無形中使他在公眾中的號召力變得很強，就連那些警察和秘密特務也不敢輕舉妄動。于是許多企業界人士、商會和學生組織，甚至中小學校，都紛紛邀請文幼章作愛國抗日的講演，他總是盡可能含蓄地表明其“民主救中國”的觀點，并認為這正是孫中山所倡導的。即便在教堂布道時，文幼章也時不時地向教徒灌輸民主思想，以至有一次張群忍不住問他：“你是共產黨嗎?”

    實際上，文幼章對“共產黨”并不陌生。1932年，在他來中國傳教的第一個任期內，曾當過重慶“反省院”的兼職教師，為關押在獄中的百多名共產黨人和嫌疑犯教授英語。雖然彼此僅相處了一年左右，但這些人的睿智、練達和樂觀、真誠卻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當圣誕節來臨時，這些共產黨人同傳教士舉辦了一次別開生面的“圣誕晚會”，“學生們”穿著從文月華那里借來的服裝表演了啞劇“好牧人”，他們還一起合影、舉行籃球比賽。這些，后來成了文幼章的孩子們關于童年的最清晰的一幕回憶。然而，如果僅僅因為文幼章的某些觀點在國民黨分子的眼里帶有進步性，就判斷他是個共產黨人的話，張群的猜測未免過于簡單化了。文幼章自始至終都在為他的宗教理想而奮斗，希望幫助苦難的中國人民建立起一個平等、自由、民主的新世界。在很長的時間里，他曾熱情地寄希望于國民黨政權，將之看作振興中國的民族精英，可當他再次置身于這個政權統治下的社會時，對其僅存的一點幻想也就煙消云散了。

    首先是各種腐敗情形的日益嚴重，文幼章在給遠在加拿大的妻子的信中曾心情異常沉重地談到國民黨的征兵制度弊端叢生。就在華西協合大學的校園內，關著一些被強征入伍的青年農民，他們當中有許多人處在極度的饑餓和虛弱狀態，以至根本無法進行日常的隊列訓練。◆◆◆◆◆文幼章通過一些救濟人員和野戰醫院的朋友作了仔細的調查估計，在1940年到1945年間大約有300萬壯丁死于饑餓和嚴重的營養不良，而一些不顧壯丁死活的高級軍官卻因肆意克扣軍餉而大發其財，他們有的甚至還派部下到街上隨便抓人，以高價賣作壯丁牟取暴利。假若先前文幼章還同意西方人普遍的看法(即蔣介石作為最高統帥尚未得知腐敗的嚴峻情形，否則他會完全有效地杜絕的話)，那么越來越多顯而易見的事實使文幼章醒悟，這位領袖實際上應負直接責任，他的政府已經日益腐朽，走的是與人民為敵的道路。

    1945年8月，中國人民經過曠日持久的浴血奮戰，終于贏得了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國內要求和平與民主，要求建立聯合政府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與此同時，國民黨政府卻大耍欺騙伎倆，一邊擺出和平姿態與共產黨進行重慶談判，一邊又暗中加緊籌備發動反共內戰，并堅持一黨專政，加強了對國統區的法西斯獨裁恐怖統治。

    就在四川幾所教會學校標榜自己的辦學獨立、清靜超然時，國民黨三青團的魔爪早已探進了所有校園。所謂三青團即1938年建立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它其實是希特勒青年團在中國的翻版，時常雇用一些流氓地痞專門迫害愛國青年和進步學生，在校園中制造白色恐怖，充當國民黨專制獨裁的爪牙和幫兇。文幼章耳聞目睹三青團分子在學校里壓制自由言論，威脅報復開明正直的學生，并對被捕學生的家長敲詐勒索，對他們一直深惡痛絕。他曾多次要求華西協合大學的校長關閉校內的三青團辦公大樓，但始終未果，憤慨之中，他對于反對國民黨獨裁政治的青年學生就格外關心、同情起來。文幼章在成都華西壩東巷子11號的住所一度成了進步學生學習聚會和開展地下活動的場所。他當時并不知曉這些優秀學生的組織——“金陵大學星星團”，實際上是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在成都的分支機構，但他相當贊賞這個有良好的組織工作能力和敏銳的政治覺悟的學生群體，甘愿助他們一臂之力。1944年11月，成都學生為抗議警察無理毆打學生而舉行了游行示威，并要求成都市長和警察局長下臺，文幼章允許幾個學生在他的房間里油印傳單和小冊子。一天晚上，又有幾個青年為躲避監視，隨文幼章到另一傳教士家里開會，會議尚未結束，就有便衣警察在外面盯梢。文幼章當即決定讓學生們從洋房花園盡頭的小門疏散，豈料他剛一打開門，就有人大喝一聲：“站住!”說時遲，那時快，只見文幼章一個箭步迎上去，施展從軍隊里學來的“硬功夫”，猛擊對方下頜一掌，將之打倒在地，學生們終于安全撤離了。50年后，當筆者在當年星星團的骨干成員之一——謝韜教授的家中與他談起這段往事時，這位精神矍鑠的四川老人還對文幼章當時的身手念念不忘。

    此后不久，云南昆明發生了震動全國的一二·一慘案，一名教師和三名學生在反內戰運動中不幸遇害。12月9日，成都數千學生在少城公園(今人民公園)集會，聲援昆明學生。由于原定在集會上演說的人迫于國民黨特務的威脅不能到會，學生代表們便想到了文幼章。他們坦白地告訴他國民黨便衣警察將殺害在大會上講話的任何中國人，由于他是個特殊的外國人便可能免遭毒手，但畢竟危險也隨時存在。文幼章經過一番考慮，毅然應允到會。當他那天在水泄不通的人群中擠向講臺時，聽到有人惡狠狠地低喝：“殺死他!”而一俟他出現在講臺之上，便又有個穿軍裝的人扔來了一顆手榴彈，文幼章料定這人只是妄圖恫嚇他以破壞集會，絕不敢拉開引線，因而輕蔑地不予理睬，慷慨激昂地作了支持學生反內戰、爭民主的演說。聽眾沸騰了，報以經久不息的熱烈掌聲，人們對他的英雄氣概無比欽佩，也從他的話語中獲得了力量。而對于文幼章個人來說，少城公園集會是他第一次在中國的公開場合與國民黨當局決裂，表示對中國革命的同情。這時他對中國共產黨也已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

    1945年1月，文幼章出席了周恩來在重慶曾家巖舉行的外國記者招待會，當譯員在翻譯一位外國記者的問話感到為難時，文幼章情不自禁地插言將之準確地翻譯了出來，使周恩來和在場的人大為驚喜。會后，周恩來邀他進行了一次長談，他對文幼章說：“你出生在大渡河畔，那兒是太平軍被曾國藩追殺而失敗的地方，難道你不曾思考過(太平軍)刻在山巖上的口號‘耕者有其田、均分地權’的含義嗎?這也正是我們進行革命斗爭的依據。”周恩來希望文幼章能全面地向美國戰略情報局匯報中國共產黨的情況，還介紹他與其秘書和助手龔澎相識。當時龔澎的才華與美貌深為西方的新聞記者們推崇，她的丈夫喬冠華則是重慶《新華日報》的“大才子”，二人都為革命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新中國成立后，他們夫婦又雙雙活躍在中國外交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中占有一席之地，文幼章也長時間地與他們保持著友誼，此是后話了。

    同周恩來談話以后，文幼章陸續接觸了一些共產黨員，他們耐心向他解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闡述中國共產黨對于建立聯合政府的一貫立場，并為他提供有關消息和翔實的材料。文幼章對這些共產黨人的勤懇、無私以及辦事高效等特點頗有好感，他們也使他對中國政局的視野大大開闊起來。1945年5月，文幼章便預言，“不出五年，國民黨便會被迫交出政權，盡管它有著強大的美援?！蓖瑫r他也看到了共產主義者正在獲得中國越來越多的民眾的支持，因為他們以消除剝削、壓迫現象為目標，對民主人士采取團結態度，真心謀求建立聯合政府。尤為重要的是，他們主張并積極推行土地改革，這對占中國人口85％以上的貧苦農民來說才是真正的“福音”。◆◆◆◆◆文幼章，這位在中國傳教達20年之久的加拿大牧師，此時為了探索共產主義與基督教的關系，又謙虛地和中國教友們一起開始翻閱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他驚訝地發現就所追求的理想境界而言，“基督教和共產主義并不沖突。兩者固然各不相同，但都朝著一個方向前進”。由此可見，文幼章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已經歷了由陌生到了解到同情支持的轉變，但他的基本出發點仍建立在其宗教理想之上，他所考慮的不是別的，而是哪些人的行動體現了上帝救世福音的精神，哪些人愿意遵從人民的意愿進行必要的社會改革和經濟改革，那么他將堅決地與這些人站在一起。

    相比之下，教會的表現令文幼章十分不滿，他不僅對舉行虛假的圣禮儀式的必要性感到懷疑，而且對教會在中國的政治斗爭中能否保持公正立場也逐漸喪失了信心。當那些面黃肌瘦的壯丁在校園里踉蹌舉步的時候，“樂善好施的基督徒視而不見，從旁走過”；當教會學校被三青團分子搞得烏煙瘴氣的時候，一些鼓吹人類自由和尊嚴的傳教士竟然振振有詞地為之辯護，害怕與國民黨發生沖突；可笑的是，他們對于那些反共的東西卻是毫不懷疑地全盤接受，所謂“對窮人的同情，對正義的熱愛”，都不過是掛在嘴邊的漂亮的幌子而已。文幼章在少城公園集會上講演后不久，中國教育部便照會加拿大聯合教會和華西差會，勒令文幼章在一個月之內離開中國。教會不愿將此事公開，便打算以出差的名義勸文幼章回國，他拒絕了。隨即刁難威脅不斷向他襲來，青年黨也在報紙上責罵他是“英國叛徒”、“蘇聯間諜”，令人痛心的是在這種情況下，教會不僅沒有給文幼章以絲毫安慰和幫助，不敢站出來主持正義，反而指責他“危及整個基督教運動的影響”。他要么循規蹈矩地留在教會里，要么中斷同教會的關系，經過好幾個輾轉反側的不眠之夜，文幼章意識到他不可能再“循規蹈矩”下去了。1946年5月，他毅然向加拿大聯合教會提出辭呈，辭去了牧師職務，同時申明他將作為教會的一名世俗成員繼續傳播他認為應該傳播的“我們時代的福音”。這一年，他已經48歲了。

    文幼章收拾了全部行李從成都取道上?；貒局杏谀暇┡c周恩來、董必武、李先念等人偶然會晤，他們使他了解到蔣介石挑起內戰已是迫在眉睫的事，而強大的美援是其有恃無恐的原因。鑒于文幼章對于國共雙方的政策都比較了解，又有創辦《精益中學英文周報》的經驗，他們希望他能暫時留下來，去上海協助創辦秘密刊物《上海時事通訊》，向全世界報道中國的真實情況，呼吁西方各國政府不要支持蔣介石打內戰，文幼章痛快地答應了。到上海之后，他以在英國教會創辦的圣約翰大學梅德赫斯特學院任教為掩護，克服重重艱難險阻，終于在1946年6月19日正式出版了第一期《上海時事通訊》。為躲避國民黨反動派的新聞檢查，文幼章通過他在聯合國救濟總署工作的朋友，把刊物寄給世界各地的政府決策機構、新聞團體以及教會領袖、友好人士等。在這段日子里，文幼章與喬冠華等人進行了愉快的合作，后者時常機警地甩掉“尾巴”，來到文幼章的住處，幫他分析和掌握全局形勢，并一起商討下一期《上海時事通訊》的宣傳重點。在并肩戰斗時，他倆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對于這份刊物創辦的意義，后來擔任中國外交部長的喬冠華回憶說：“它對我們有極大的價值。它的發行量不大，但它讓我們和許多有影響的機構取得了聯系，并爭取了許多新的外國朋友。當時在上海是困難的——我們沒有料到蔣幫的統治會這么快就垮臺，因此我們需要爭取到一切可能爭取到的同情和支持，以挫敗蔣幫把美國更深地卷入內戰反對我們的企圖。在這場斗爭中，文幼章是我們的戰友?！?nbsp;   《上海時事通訊》創辦半年后，文月華乘船由加拿大前來與文幼章團聚，由于沒有外交優先權，她只得以切斯特·朗寧家保姆的名義上了船，朗寧是南京加拿大大使館一位頗為同情中國革命的外交官。他曾認為在中國，同老百姓接觸之密切、非官方交往之廣泛，任何外國人也比不上文幼章。1946年6月底，中國國內的形勢突然急轉直下，蔣介石發動了全面內戰，有種種跡象表明文幼章在上海有生命危險，他一度萌生了去解放區的打算，但他

    的共產黨朋友們一致認為，他回加拿大也可以為爭取人們對中國革命的同情做許多事情，還是應當回去。于是文幼章夫婦從相聚的復雜心情中走出來，又匆匆啟程回國了，離開上海這一天，恰恰是他們結婚22周年的紀念日。◆◆◆◆◆    當文幼章踏上親愛的祖國的土地的時候，腦海里仍舊翻騰著那場正在東方巨龍——中國發生的翻天覆地的革命。追求正義和真理的熱情又一次使他激動起來，他渴望把自己的真實經歷和感觸向加拿大民眾傾吐，渴望更多的人對東方大地上正在進行的戰爭有更清楚的了解?？删驮谀菚r，加拿大威廉·里昂·麥肯齊·金政府正把一批二戰時期剩余的戰略物資以賒購的方式賣給蔣介石政府，這使文幼章深感不安。他顧不得旅途勞頓，應邀在各種場合公開演說，無論是在蒙特利爾市的大學生面前，還是在薩斯喀徹溫省的總理和議員們面前，他都無比真摯地向聽眾描述他在中國的親身見聞，坦陳自己在無數活生生的事實面前如何痛苦地經歷了思想上的動蕩、迷惘和清醒。在他看來，由共產黨人領導的土地革命，是近一個世紀前中國太平天國運動的歷史延續，農民階級反剝削反壓迫的斗爭，在經過一次次高潮后而今達到了頂峰，任何一個支持正義的加拿大公民都應該理解中國人民的選擇。同時，文幼章還通過自己的觀察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中國的共產黨軍隊之所以節節勝利，并非由于他們獲得了蘇聯的援助，而是因為他們力求解決社會最基本的問題：滿足80％的人民的需要。并且在匯集了無數杰出的民族精英的情況下，這個政治群體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和開明的現代形象。

    文幼章按照他個人的理解熱情地宣傳中國革命的性質和目的，他呼吁每一個有道義良心的加拿大公民都不應該卷入“干涉中國內政”的事情里去。盡管加拿大教會和社會各階層中有很多人對文幼章的立場有所爭議，甚至懷疑他是共產黨人，他還是贏得了越來越多的人的敬意與支持，尤其令他難忘的，是他的父親文煥章在退休八年后，又重新出現在多倫多牧師協會，對兒子的不同尋常的傳教工作表示贊成。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華夏大地宣告誕生，直到那時，許多加拿大人的耳邊兀自鏗鏘有力地回響著文幼章關于蔣介石迅速垮臺的預言，就連對他有偏激看法的教會人士，也不得不為他的真知灼見所折服。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讓加拿大人對中國革命產生更具體的認識，文幼章把《上海時事通訊》的出版工作也帶到了加拿大，更名為《加拿大遠東時事通訊》。從1948年1月開始，這份刊物固定為通訊日報，按期發送到世界各地的幾千名訂戶手里，其內容主要以專欄新聞和專題文章為主，側重報道亞洲特別是中國的情況。文幼章夫婦和一些志愿者承擔著絕大部分編輯、發行和臨時撰稿工作，有時文幼章長時間外出，文月華就必須擔當起全部指導工作。辦刊勞累不說，還是件賠錢的事，他們還得不時拿出自己的積蓄補貼進去，當情況最困難時，刊物的訂閱量曾下降到了幾百份，但文幼章自始至終不愿?？?，終于咬緊牙關挺了過來。就這樣，這份大16開四版沒有封面的樸素刊物，一直堅持發行了44個年頭，成為文幼章夫婦宣傳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為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事業奔走吶喊的歷史見證。直到1992年，年逾九旬的文幼章患肺炎住進了醫院，才不得不終止《加拿大遠東時事通訊》的編輯和發行。在終刊號上，文幼章老人樂觀、坦然地引用華茲華斯的詩句作為告別辭：“小河仍在淌流，且將永遠淌流。……倘或出自我們手筆的事物，尚有力量生存、行動并且服務于

    未來，那我們就會心安理得。”

    (五)新中國的老朋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初，美蘇“冷戰”全面展開，東西方兩大陣營逐漸分化。而美國杜魯門政府更是實行強硬路線，企圖以原子訛詐、叫囂反蘇戰爭等手段實現其遏制蘇聯、控制西半球、稱霸全世界的野心。世界的和平與安定重新面臨嚴峻的挑戰，各國力主正義之士和人民紛紛團結起來，共同反對潛在的戰爭威脅。

    和平浪潮也席卷了加拿大。1948年秋，文幼章接受了美國著名社會福音派領袖、紐約城聯合神學院基督倫理學榮譽教授哈里·沃德博士的邀請，著手醞釀組織加拿大和平運動，這也標志著他投身世界和平運動生涯的開始。次年，文幼章當選為加拿大和平大會主席，成功組織了許多次群眾集會，大約有二十萬人在加拿大和平大會倡導的“禁止原子彈請愿書”上簽了名。文幼章作為加拿大和平大會的代表，還先后參加了在巴黎、墨西哥城、斯德哥爾摩、莫斯科、設菲爾德、華沙、柏林和維也納等地召開的國際和平大會，并曾幫助起草了著名的《斯德哥爾摩宣言》。1952年12月，他榮獲了斯大林國際和平獎金；1957年，他被選入世界和平理事會執委會，繼而又成為理事會副主席，并一直擔任著國際和平學會第一會長的職務；1965年，世界和平理事會授予他最高榮譽——弗雷德里克·約里奧一居里金質獎章；1970年，他又獲得了列寧誕辰100周年紀念章……文幼章頻繁地穿梭于世界各地，“是一個到過很多國家鼓吹和平的巡回牧師”，他高昂的工作熱情、活躍的頭腦、充沛的精力，以及魅力無窮的演講風格，都給世界各國許多著名人士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他成了一位名副其實的“世界知名人士”。

    文幼章對于耗費了他后半生大量心血的世界和平運動，有自己特殊的理解。首先，他把為和平運動所做的工作當成其宗教生活必不可少的、重要的組成部分，因為祈禱世界和平的人必須同時為一切人，特別是正在遭受苦難的人的幸福而奮斗，顯然這是來自他腦海中始終保留的建立美好的理想世界的宗教信念。其次，他曾認為和平運動是一種有效地進行爭取社會正義的斗爭的方式，他設想所有厭惡戰爭、渴望永久和平的人們都將投入這場世界性的人民運動當中去，從而形成一股不可阻擋的力量，維護整個人類的安全。他曾指出：“和平不是政黨的獨占品，而應該是人民的事，是那些如果原子彈從他們國土上空落下來就不能幸免一死的人們的事。◆◆◆◆◆”最后，盡管文幼章意識到共產黨是和平運動有力的支持者和參與者，但他堅信這一運動還應吸引更廣泛的社會階層和團體參加，因而他“避免同任何政黨牽連，而要以一個獨立者的身份進行工作”。他選擇了一條坎坷不平的奮斗之路，有時他幾乎成了個理想主義者，僅憑著非凡的自信和說服力向前進，為此他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1950年，文幼章和其他國際和平代表團成員一起訪問了莫斯科，蘇聯方面為此舉行了規模盛大的招待會。不料會上一位美國代表竟回避現實，大肆渲染美國民主制度的優越性，這使為人光明磊落的文幼章覺得格外刺耳。因為當時美國政府正大搞所謂忠誠調查，推行麥卡錫主義，以“反共產主義”為名對一些進步科學家乃至高級官員進行政治迫害，恰恰是毫無民主可言的時候，而且加拿大也在追隨美國的政策。文幼章按捺不住沖動，起身作了即興發言。由于他沒有時間字斟句酌，加上蘇聯報刊斷章取義的報道，使得加拿大路易斯·圣勞倫特政府對他那篇“關于加拿大限制人民自由的講話”極為震怒，當時任外交部長的萊斯特·皮爾遜甚至指責文幼章“散布謊言，誣蔑自己的國家，真是卑鄙到極點”。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文幼章在加拿大公眾的關注下回國不久，朝鮮戰爭爆發了。他沒有保持沉默，無論是在世界和平理事會大會上，還是在無數次巡回講演中，他都憤怒地譴責美國推行霸權主義，在朝鮮問題上推波助瀾，并別有用心地阻撓對新中國紅色政權的承認。

    文幼章開始遭到各種各樣的非難和危險。美國情報局的特務把他當成顛覆分子暗中進行監視，在美加邊境，他被告之其大名已被列入了不能進入美國的人的名單，該禁令一直延續了30年。加拿大司法部長斯圖亞特·加森對犯罪法作了修正，準備以“叛國罪”控告文幼章，而對叛國罪的懲罰是死刑。加拿大皇家騎警隊也采取種種不正當手段，偽造和平大會的文件，布置人員公開造謠中傷、蓄意詆毀加拿大和平大會的聲譽，他們還無理地扣押過文幼章，沒收檢查他所攜帶的文件和衣物。甚至恐怖分子也開始找上門來，不是在文幼章的家里放顆燃燒彈，就是在演講大廳里制造爆炸事件。    
    然而，真正胸懷坦蕩的人永遠都是無所畏懼的，盡管還有更嚴峻的考驗等待著文幼章。1952年2月，應中國世界和平委員會主席郭沫若的邀請，文幼章夫婦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了第一次訪問，當得知美國在朝鮮和中國東北進行了細菌戰的消息時，他們立即決定改變訪問日程，由文幼章趕赴東北進行一周實地調查。在東北農村，文幼章收集了美國飛機丟下的形似炸彈的容器，并記下了容器上順序相連的號碼，他還把一些陶瓷型炸彈的碎片放在手掌上仔細觀察。文幼章走訪了許多醫院和實驗室，虛心向中外有關專家請教，并同那些親眼看見美國飛機噴灑毒品的農民和受害者攀談，他甚至也曾親自抓到一些帶菌的昆蟲。通過大量確鑿的實物證據，文幼章判斷美國的確使用了細菌武器，至少在中國東北是這樣。4月10日，他在遼寧省沈陽市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在眾多中外記者的注視下，義憤填膺地抨擊了美國的罪惡行徑，并直言不諱地推測加拿大在某種程度上卷了進去，如幫助美國培養抗寒的帶菌昆蟲等等。

    盡管文幼章僅僅是出于個人良知而不是什么政治目的將他的看法公布于眾，盡管后來事實進一步證明了他的判斷的正確——幾個月后《新華月報》披露了如下事實：1952年1月13日夜11時，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擊落美軍B一26型第六百號飛機一架，俘獲中尉領航員凱尼斯·伊納克和中尉駕駛員約翰·奎恩，二人對參與實施細菌戰的罪行供認不諱。然而遺憾的是，當時加拿大幾乎所有的報紙社論和著名政治家，都毫不留情地攻擊文幼章，他們聲討文幼章叛國通敵、蠱惑人心，說他破壞加拿大軍隊的維和行動、挫傷民眾士氣，等等。文幼章成了報界的頭號“公敵”，有的報紙叫喊：“如果連文幼章都不算犯叛國罪，那什么還能叫作叛國?”還有的報紙赫然登出“等待著文幼章的是監獄”之類的標題。個別國會議員甚至煽動要剝奪文幼章的公民權利，取消他的護照和通郵資格，將他處以叛國罪的死刑。值得一提的是，教會這時也見風使舵，1952年9月，加拿大聯合教會第十五次總理事會通過了譴責文幼章的議案，聲明教會同加拿大和平運動沒有任何關系。

    但所有這些惡劣的、充滿敵意的對待并未使文幼章消沉，因為他并不孤立。1952年5月11日在多倫多市楓葉公園舉行的萬人大會就證明了這一點。文幼章夫婦顧不得從中國飛越大西洋的長途辛勞，一下飛機就迫不及待地要當面向公眾匯報，畢竟這里是他們的祖國，他們相信能贏得許多善良人民的理解。面對一萬五千余名聽眾，文幼章真摯地作了他一生中最長的也是最有決定意義的演講，當演講臨近結束時，在場的人們全都不約而同地站起來為他鼓掌。文幼章時已87歲高齡的老父親文煥章也參加了這次集會，當時他第一個走向講臺作了簡短發言，可以說給予了文幼章莫大的支持和鼓舞。◆◆◆◆◆

    在多年從事世界和平運動工作的過程中，文幼章對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總是抱有強烈的同情。在英屬圭亞那，他曾與切地·賈根總理并肩防御暴亂分子的襲擊；在古巴，他參加過卡斯特羅總理主持的新年招待會，公開支持古巴人民反對美國干涉的斗爭；至于中國，他更是時刻掛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為爭取加拿大及世界各國對中國的承認，以及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文幼章都作出了不懈努力。1970年10月，加拿大皮埃爾·特魯多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交，文幼章拿出了已準備好兩年的慶賀電報拍發給周恩來，對這一歷經坎坷的喜訊感到無比激動和欣慰。

    文幼章夫婦對新中國的第一次訪問雖然因為細菌戰的問題而匆匆中斷了，但在1956年和1959年，他們又連續接受了中國世界和平委員會的邀請，來華參加國慶歡慶活動，這為他們了解新中國的建設發展情況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此時正是中國順利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向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目標邁進的時期，舉國上下都沉浸在從未經歷過的歡欣鼓舞的氣氛中。文幼章夫婦在北京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又會晤了周恩來、董必武等許多在重慶時結識的老朋友，還應邀出席了盛大的國慶觀禮活動。隨后他們興致勃勃地深入中國西北和西南進行了考察訪問。中國正逐漸撫平舊日的創傷，像其他經歷過動蕩和戰亂之后重新振興的國家那樣，雖然貧窮和落后的狀況一時不可能完全消失，但方方面面的改變已經發生了，整個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等各個領域都日益煥發了新鮮活力。這是文幼章夫婦在訪問期間留下的最真切的印象，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到在革命前所熟悉的三種人身上，即注意考察農民、先前的資本家以及基督教人士的變化。文幼章相信他的眼睛，那些過去曾把他當作朋友、心灰意冷地向他訴苦的窮苦農民，如今興高采烈地告訴他生活里的諸般變化，他們顯得信心十足。同時，中國對資產階級的改造已接近尾聲，大部分資本家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成了共和國的公民。最令文幼章夫婦感興趣的是中國掀起的基督教新教改革運動。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了宗教信仰自由，基督教會在“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愛國方針下形成了完整的組織，并得以保護和發展。夫婦二人回加拿大后，把親身見聞撰寫成許多文章，通過《加拿大遠東時事通訊》等渠道進行大力宣傳，文月華還寫了一本題為《五星照耀著中國》(Five Stars Over China)的書，介紹他們對誕生之初的新中國的觀感及其變化，這本書出版后還被譯成了中文、日文和德文。

    在世界和平理事會中，文幼章對中國的支持態度也一直是比較明朗的，他與世界各國知名人士接觸時，總是提醒他們，中國在世界和平運動中是不可忽視的力量，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正在充滿希望地建設自己新生活的人民是堅決維護和平友好的外部環境的，故而當中印邊界紛爭發生后不久，他就在新德里召開的世界和平理事會大會上發言抨擊印度的侵略行為。

    1971年底，73歲高齡的文幼章辭去了在世界和平理事會和加拿大和平大會中的領導職務，但是作為一位國際友誼與人類和平事業的堅定的倡導者，他奮斗的腳步始終沒有停息。在中國，人們依然對這個“熱愛中國”并“熱情支持過中國人民的民主運動”的加拿大人念念不忘，有時他在中國的聲望竟然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在70年代，文幼章又先后三次訪問了中國，這時正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四人幫”興風作浪，國家政治形勢混亂，難以計數的老革命家和進步人士遭到排擠和殘酷迫害。有一次他重返四川，當得知他的一位學生和朋友——謝韜的全家竟然被勒令下放到某偏僻農場里“改造”時，他感到不勝驚訝、氣憤，這位早在40年代就領導過進步學生運動的老資格的共產黨人怎么會是階級敵人呢?文幼章當即向陪同的中國對外友協負責人及四川省領導如實反映了意見，謝韜一家人后來未再受到進一步的迫害。

    (六)大洋隔不斷的愛

    文幼章傳奇式的經歷和他發表的一系列坦誠無私的言論，使他贏得了中國人民的尊敬和愛戴，也使他蒙受了數不清的攻擊和責難。然而歷史在不斷向前推演著，隨著世界形勢的發展，國際間友好交流與合作變得愈來愈密切了，文幼章的許多觀點都為實踐證明了是富有遠見的，一些先前曾對他持懷疑和反對態度的人都不得不在事實面前改變了看法，加拿大社會輿論也逐漸公正地接受了他。1982年8月11日，加拿大聯合教會在蒙特利爾舉行的第二十九屆總理事會上正式通過了決議，為它在三十多年前作出的錯誤決定向文幼章道歉，“對他對和平和世界正義事業所作的忠誠而英勇的貢獻表示肯定”，并指出過去幾十年的事態發展表明，“他就世界和平問題所作的預言和進行的活動”是正確的。1983年夏，加拿大多倫多約克大學又授予文幼章漢學博士學位，中國領事館的代表也應邀出席了授銜儀式。◆◆◆◆◆    盡管對文幼章來說，畢生的追求與奉獻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可和褒揚，這本是件值得好好慶賀一番的事，然而他對此卻表現得異乎尋常地平靜。他已經是個遲暮老者了，榮譽在他心目中已不是占第一位的事了，年紀越大，他對那片遙遠的東方故土的眷戀就益發濃烈，在有生之年，他總想盡可能多、盡可能多地去重溫他在那里體味到的真摯而淳樸的友情，了卻自己對鐫刻在心底的山山水水的懷念。

    在晚年給文幼章以安慰和照料的妻子深深理解丈夫的情感。1967年8月文月華不幸去世后，當時任加拿大和平大會秘書的埃拉·菲利斯·漢森非常同情、關心文幼章，對他關于世界和平運動的主張和對中國問題的看法，她也頗為贊賞。1970年9月，兩人終于組成了一個和諧美滿的家庭。埃拉曾多次陪伴文幼章到中國訪問，1981年，他們重回樂山游歷，當年文家在白塔街的舊居早已被改作了幼兒園，一家人找到文幼章出世的那間房子，拍下了不同尋常的紀念照片。為了把文家同中國的深情厚誼一代代留傳下去，文幼章可謂用心良苦。1980年8月，他的次子文忠志(哲學博士、約克大學教授)到四川大學教授了一年英語，1983年，文忠志又重返四川，在四川大學從事研究工作，其家人也都到四川訪問過，他們對自已能來到祖輩和父輩生活過的地方興奮不已。

    1983年秋，適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4周年的國慶佳節前夕，文幼章又精神矍鑠地和妻子一起出現在北京，無論他們走到哪里，都受到熱情的歡迎和款待。在中國人民大學，文幼章向莘莘學子們作了題為《我在中國革命中的經歷和看法》的演講，數千名師生將學校禮堂擠得水泄不通。文幼章以見證人的身份，向青年學生們講述了舊中國勞動人民遭受的苦難，用當年耳聞目睹的事實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的腐敗。在講到他在中國革命中的親身經歷時，文幼章說：“我1925年回到中國時，一場大革命就在眼前，但我不懂得中國為什么要爆發革命和如何理解它、分析它。是中國共產黨，是周恩來、董必武、龔澎、喬冠華這些人幫助我理解了這場革命。我對中國革命的幫助很小，而中國革命對我的幫助卻很大，正是中國革命把我由一個理想主義者變成了一個新人?！绷攘葦嫡Z，道出了文幼章與新中國難以割舍的親密關系，他還十分動情地寄語青年們，希望他們能充分發揮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為祖國創造更美好的明天，他說：“你們的運氣好。現在你們就有機會創辦一個進步的中國，一個更新的中國，并且現在的世界需要的就是這樣一個模范的社會主義國家。我今天有個要求，你們絕對不要叫世界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失望，你們要快快把它辦好?！?/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