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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歲月
——切斯特·朗寧與中加關系
張仁玉
1970年10月是中加關系史上值得永遠銘記的日子。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加拿大政府向世界公告了兩國相互承認，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并盡早互派使節的消息在世界范圍內引起注目和轟動，各國新聞界幾乎同時予以報道并站在不同的立場上進行了評述。此時，一位年逾七旬的加拿大老人更是激動不已，為了這一天的到來，他已經等了整整“二十一年零十三天”。在他看來，中加兩國之間的相互承認早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就應開始，不幸的是卻拖延了21年之久。在此期間，他目睹了歷史的進程，參與了中加之間的外交事務，為新中國能夠得到加拿大政府的早日承認付出了無盡的心血和關注，最終卻在熱切的期盼和無奈的失望中結束了自己的外交生涯。這位老人就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加拿大資深外交官、深諳中國事務的切斯特·朗寧先生。
(一)在中國出生
朗寧，1894年12月13日出生于中國湖北省樊城(今襄樊市)一個外國傳教士家庭。他的全名是切斯特．阿爾文．朗寧(Chester Alvin Ronning)。
朗寧的父親霍爾沃·朗寧1862年出生于挪威。1883年一次偶然的機會移居美國，在明尼蘇達州雷德溫神學院學習神學，畢業后加入美國國籍。1890年，受美國傳教士赴海外傳教浪潮的影響，霍爾沃決心東渡大洋到中國傳播上帝“福音”。幾經周折，次年9月他的愿望得以實現。與他同行的幾位挪威籍傳教士中有一位叫漢娜·羅姆勒的女性，共同的追求和愛好使他們在旅途中從相知到相戀。12月，抵達目的地湖北漢口后，兩人舉行了簡單的婚禮。
1894年，經過在漢口兩年的語言培訓，霍爾沃夫婦被教會組織選派至樊城傳教。樊城位于鄂西北與豫西南交界處，臨近長江，幅員廣闊且人口密集，是理想的傳教地，當時因經濟貧困和地方官吏的屢屢阻撓，尚無傳教士涉足?；魻栁址驄D克服重重困難才在當地建起了第一個傳教站，幾乎與他們的傳教站成立同時，切斯特·朗寧降生了。朗寧的出生在當地引起不小轟動，他是有史以來第一個出生在樊城的外國孩子。此時，他的哥哥，1892年出生于漢口的尼利厄斯已經兩歲多了。
在湖北鴻恩會幫助下，霍爾沃夫婦以樊城為中心在輻射幾十公里的范圍內陸續建立了四個傳教站，吸收了大量教徒，傳教工作開展順利。因忙于傳教，夫婦二人無暇給孩子過多的關照，朗寧兄弟由中國奶媽照管，過著純粹“中國化”的生活。他們穿中式服裝，講當地方言，同鄰里中國兒童親密無間地一起嬉戲玩耍。許多年后，朗寧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時提道，他們兄弟除膚色、眼睛、頭發與當地孩子有差別外，從來不覺得其他方面有什么兩樣。融入當地生活也是霍爾沃的愿望，為接近當地百姓，他本人就穿長袍馬褂，頭頂瓜皮帽，甚至不倫不類地戴了一條長長的假辮予以求與教民同宗。朗寧自童年起就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朝夕相伴的奶媽和家里的廚子成了他的啟蒙老師，他們給朗寧兄弟倆講述中國民間傳說故事，教他們背誦民間歌謠。在耄耋之年，朗寧還能繪聲繪色地用純正的湖北方言重述小時候聽過的故事，當年的印象之深可見一斑。由于樊城地處偏遠地區，除偶爾有傳教士光臨外，很少有外國人來訪。當時，“租界”對童年時的朗寧來說是一個陌生概念。有一次，隨父母到漢口，在租界內一所外國入的房子外朗寧看見一個中國人正在受舊式中國枷鎖酷刑折磨，他感到困惑不解并驚恐地追問父親：“為什么在中國的土地上外國人敢懲罰中國人?”霍爾沃感到很難回答，只好告訴朗寧：“你太小，不會明白的，這不是中國，是中國國內的租界……所有在中國的外國人都有治外法權。這個詞對你來說講不清?！崩蕦幒髞砘貞浀溃骸拔耶斎徊焕斫猓鼛椭依斫饬藶槭裁粗袊藢ν鈬顺錆M仇恨。”“這件事對我來說是一次震驚，一直到不平等條約均被廢除，我心情才有所緩和”。
1899年，朗寧隨父母回到挪威休假。其時，正值義和團運動席卷全中國，許多傳教士在動蕩中喪命。為免受沖擊，霍爾沃推遲了回湖北的歸期，攜子帶妻來到美國，一呆就是兩年。這期間，朗寧先后學會了挪威語和英語。
1901年，義和團運動被鎮壓后，霍爾沃決定重返樊城。他們計劃從美國經加拿大搭乘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公司的“中國皇后號”客船前往上海?；疖囋诩幽么罂柤永镘囌咀鞫虝和Ａ魰r，霍爾沃與昔日的大學同學皮特·安德遜的弟弟不期而遇。其時，正值加拿大開發西部，皮特的弟弟欲從美國移民加拿大阿爾伯達省，他積極建議霍爾沃在加拿大太平洋鐵路沿線的巴爾杜地區投資購買宅地，因為地價便宜，一公頃土地的價格僅為三加元，而且．可以在20年內分期付款。經過再三斟酌，客輪在日本橫濱停泊時，霍爾沃通過電報委托皮特·安德遜為自己在巴爾杜買下三塊宅地。這一次，偶然的機遇使加拿大成為霍爾沃一家日后的居留國。◆◆◆◆◆
霍爾沃回到樊城時，清政府正在推行廢科舉、興西學改革。為傳播宗教文化并吸收更多人入教，外國傳教士紛紛在中國開辦教會學校。樊城傳教士在當地建立了鴻文中學?；魻栁值赂咄姡煌婆e為首任校長。受益于父親的職位，朗寧和尼利厄斯可以在學校中自由活動，同許多學生結下了深厚友誼。由于痛恨現實，鴻文中學的學生中已有不少人加入了當地同盟會的分支機構。朗寧與同盟會的學生領袖童澤培關系密切，因此，朗寧兄弟倆經常自由旁聽學生的秘密聚會，唯一的條件是要向霍爾沃保密。年少的朗寧尚無法理解“革命”的含義，但這是他第一次接觸中國的“革命分子”，經常為能參加如此“重大活動”激動不已。
1907年，不幸降臨到霍爾沃一家。漢娜因病在樊城逝世。為減輕孩子們失去母親的痛苦并得到悉心照顧和良好教育，霍爾沃決定把尼利厄斯和朗寧送回美國，在漢娜的故里衣阿華州拉德克立夫由親戚代為照看。中年喪妻使他受到沉重打擊，加上中國局勢已經開始動蕩，霍爾沃無心繼續在華傳教，朗寧兄弟二人離開樊城不久，他辭去了在樊城的一切職務，輾轉到加拿大，在巴爾杜地區安頓下來。
朗寧兄弟初到美國曾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挑戰。作為來自中國的“中國人”，他們成為拉德克立夫公立學校眾目關注的中心。好奇的教師不時追問他們一些道聽途說的有關中國的荒誕問題，頑皮的美國學生則對他們公開歧視嘲笑，兄弟倆孤立無援，在朗寧幼小的心靈上，這種精神上的排斥帶來的感情傷害要遠勝于超過任何一種肉體攻擊。他不明白自己作為“中國人”為何要受到同學的歧視。越被排擠，他越懷念昔日在樊城的生活。每當夜深人靜時，想到純真的童年中國伙伴和善良純樸的中國人：朗寧總是禁不住淚流滿面，徹夜難眠，他痛恨美國同學對他的歧視，更懷戀逝去的中國時光。
情況不久有了變化。朗寧兄弟倆像美國同學一樣學會了騎馬、耕地、掌握了當地方言土語并通過其他方面的卓越表現贏得了周圍同學的友誼。沒有人再因他們在中國長大的背景對他們另眼相待，敬重取代了歧視，敵對變為友好，朗寧逐漸融入了美國的生活。
一晃兩年過去。在此期間，霍爾沃在巴爾杜地區通過辛勤勞動為孩子們建立的新家初具規模。1909年5月，朗寧兄弟告別了拉德克立夫的同學、朋友，遷到了加拿大巴爾杜地區。有趣的是，已入加拿大國籍的朗寧兄弟在加拿大同學眼里又成了兼有美國特征的“中國人”，甚至他們也弄不清自己是“中國人”、“美國人”還是“加拿大人”。
1913年初，朗寧兄弟高中畢業后，舉家又遷到了皮斯河地區墾荒。作為當地唯一的牧師，霍爾沃受命把該地區命名為。瓦勒哈拉”，意為眾神之鄉。蒼茫遼闊的“瓦勒哈拉”地區人煙稀少，土地肥沃，朗寧很快投入到拓荒墾地的艱辛勞動中并樂此不倦。此時的朗寧為自己樹立的最高理想是成為一名牧場主。為顯示自己的拓荒能力，他曾創出駕四頭牛在短期內開墾50公頃土地的記錄。
但霍爾沃對孩子有著更高的期望。他希望朗寧兄弟倆通過接受高等教育擺脫艱苦的拓荒生活，步入上層社會。1915年，朗寧和尼利厄斯同時進入阿爾伯達大學。兩人相比之下，朗寧學業平平，但英俊魁梧，擅長體育運動，富有口才，加上獨特的中國經歷，在同學中間比學業優秀的尼利厄斯更受擁戴和崇拜。他熱心于校內外政治活動，在地方選舉中為保守黨助陣，一度成為校園的風云人物。到二年級時，由于自然災害，家庭農場嚴重歉收，霍爾沃無力再同時支持兩個兒子在大學深造，朗寧被迫中途退學。尼利厄斯繼續留在大學，直到1920年獲得碩士學位。
朗寧回到農場時，正巧趕上當地小學教師辭職?！巴呃展钡貐^荒涼偏僻，交通又不方便，要馬上補充新教師十分困難。霍爾沃本來就一向認為自己的二兒子“天生是適合干教師的料”，朗寧的歸來正好解決了師資困難。這樣，朗寧不得不再把成為牧場主的夢想擱到一邊，勉強遵從父命，走上講壇，開始了他認為的“任何人都能教課，任何人都是天生教師”的教學生涯。
初執教鞭，朗寧經驗不足，他認為“幼兒園和小學一年級教師是天底下最難做的工作?！?917年初，為取得合格教師證書，朗寧進入卡姆羅斯師范學院進修。通過刻苦努力，年終他以優異成績獲得了甲等教師證書。此時，朗寧已徹底放棄成為牧場主的愿望，決心把自己的畢生精力貢獻給當地的教育事業。
1918年，按加拿大征兵法規定，．朗寧開始服兵役。他先在溫尼伯工程兵部隊短期服役，后被調往皇家空軍，成為候補飛行員。服役期間，朗寧趁休假時機同相愛已久的心上人英佳．霍特舉行了婚禮。英佳也是挪威移民的后裔，他們后來有了六個孩子。
1919年，朗寧退伍還鄉，重操教業，先后在埃德蒙頓市兩所公立中學擔任過副校長職務。之后，又萌生了重返中國的意念。
朗寧打算回到中國，至少有兩方面的原因。首先，親情的驅使。朗寧和尼利厄斯長期以來有一個共同愿望，即重回中國繼承父業，到中國傳教或教書。不幸的是，1920年尼利厄斯在大奴湖地區進行地質考察時失事，溺水身亡。兄長的去世使朗寧悲愴不已，他感到自己有責任去實現他們共同的未了心愿，以此表達對尼利厄斯的懷念。其次，割不斷的中國情懷。童年和少年時代在中國的時光時刻縈繞在他記憶中。他懷戀樊城的山山水水，牽掛昔日的朋友。中國悠久的傳統文化每時每刻都在向他召喚。◆◆◆◆◆
1921年，適時來臨的機會終于成全了朗寧的心愿。加拿大教會組織需要向樊城派遣一名教師為當地學校培訓師資。朗寧馬上提出申請，由于他獨有的中國經歷，很快便獲得了教會的任命。之后，為去中國作充分準備，朗寧進入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學習，取得學士學位后，1922年下半年朗寧和妻子以及剛滿三歲的女兒一起踏上了赴中國的航程。
(二)任教湖北省樊城
1922年10月，朗寧順利抵達中國。按照教會安排，朗寧首先必須在北京接受語言培訓。在北京華北語言學校，他用一年時間學完了該校為傳教士設立的為期五年的中文課程并通過結業考試。1923年，他回到故里樊城，由教會委任為鴻文中學校長。
屈指算來，朗寧離別中國已達15年之久，此間中國發生了巨大變化。首先是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中國長達兩千年的封建制度壽終正寢。之后，袁世凱復辟，革命成果被篡奪。袁世凱死后，中國又陷入軍閥混戰。1919年，中國爆發了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1921年中國共產黨宣布成立。朗寧在北京時目睹了學生市民游行示威的場面和軍閥政府的血腥鎮壓。在內心深處他同情學生們的遭遇，理解他們渴望自強的愿望。可是，中國國內政局動蕩，多種政治力量并存，究竟是誰以及通過什么途徑能拯救中國?朗寧感到困惑。
此時的樊城也不再寧靜，革命浪潮波及這座小城。作為當地的“文化中心”，鴻文中學成為革命派的大本營。學校中除一位老學究外，所有教職員工都加入了國民黨，革命領導人是鴻文中學副校長童澤培。能同童年時代的好友一起共事使朗寧得到意外的驚喜，對許多不理解的問題，朗寧都從童澤培那里得到了合理的解釋。
童澤培畢業于齊魯大學，是一位激進的革命者。他早年參加同盟會，后來加入國民黨，經歷過五四運動風潮，因豐富的閱歷和膽識，在當地很有威望。在他領導下，樊城國民黨開展了多方面活動，受到廣大群眾一致擁護。1924年初，孫中山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新三民主義政策并同共產黨實現了國共合作后，童澤培將孫中山的政策與當地實際結合，積極付諸實踐。每到周末，他都帶領鴻文中學師生聯合附近襄陽市的學校師生浩浩蕩蕩開赴農村對農民進行掃盲教育和革命宣傳。
朗寧對國民黨下鄉發動農民的做法十分不解，他主動請教于童澤培。童澤培告訴朗寧，中國歷史上數次革命失敗表明，革命取得成功需要長期奮斗。農民占中國人口的大多數，革命能否成功的關鍵在于發動和領導農民的力量。農民沒有文化導致了革命覺悟低下，要組織農民必須對他們進行啟發教育，提高文化素質。農民有了知識才能懂得革命理論，認識革命對改變自己生活的重要性并自覺起來進行斗爭。童澤培的解釋使朗寧平生第一次認識到農民力量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性。
1925年5月，五卅運動爆發后，鴻文中學和樊城的革命派積極響應。他們組織起來在樊城地區進行反帝宣傳，沒收了當地來自英國、日本等國的“洋貨”并在漢江邊當眾焚燒示眾。作為鴻文中學唯一的“洋人”，朗寧同情群眾的反帝行動并與師生一起參加了抵制洋貨的示威游行，加之他平時工作勤勉，與當地師生群眾有著良好的關系，因而在這場反帝風暴中他沒有受到任何沖擊。
1926年7月初，在長江上游的四川萬縣，由于當地軍閥楊森與行駛于長江上的英國船只發生矛盾，英國軍艦猛烈炮擊萬縣縣城，導致了震驚中外的“萬縣事件”。至少三千名無辜中國百姓和士兵在炮轟中喪生?！叭f縣事件”激起長江流域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反英帝國主義浪潮迅速興起。次年1月，在漢口和九江兩市又相繼發生了英國軍隊槍殺中國海員、工人的殘暴行為。湖北至四川的長江沿岸城市的反英斗爭愈演愈烈，在已經攻克武漢三鎮的廣東國民革命政府北伐軍的配合下，漢口、九江兩市人民迫使英國最終放棄了在當地的租界。在這次反帝運動高潮中，朗寧幾乎遭難。有一次，襄陽幾百名學生沖進鴻文中學，準備把朗寧抓起來游行示眾，幸虧童澤培和鴻文中學師生及時趕到勸走了襄陽學生，朗寧才免遭劫難。類似的事件雖然此后未再發生，但朗寧出于安全考慮，決定離開樊城回國。
1927年3月，在朋友幫助下，朗寧夫婦攜帶三個孩子由樊城的“紅槍會”護送乘船趕往漢口。途中不斷有傳教士被殺的消息傳出。長期以來遭受外國殖民勢力的欺壓，使長江流域一帶群眾對“洋人”充滿仇恨。船只中途靠岸停泊時，朗寧受到當地百姓圍攻。眼看一場災難就要降臨，他急中生智，跳到一張桌子上，用純正的湖北話高喊起來：“我不是帝國主義分子，我也反對帝國主義。”也許是第一次聽到“洋鬼子”用漢語聲稱反對帝國主義，圍攻的人在轟笑中四散而去。朗寧又一次僥幸脫險。
在20年代中國反帝大風暴中，朗寧親眼目睹了中國民眾對外國殖民者的憤慨，以及民間排山倒海般群眾運動的威力，他對中國人民反帝斗爭有了進一步理解和體驗。
在漢口逗留期間，朗寧遇到了昔日鴻文中學同事李斯。李斯離開鴻文中學后考入了黃埔軍校，畢業后參加了北伐軍，此時正在國民革命軍中擔任軍官。談及中國革命前景，李斯悲觀地坦誠相告，以蔣介石為首的反革命派正在大肆迫害傾向于與共產黨合作的左派分子，有可能要分化革命政府，李斯本人就是左派。他坦率地表示自己已經作好犧牲的準備。此后不久，蔣介石果然在上海發動了殺害共產黨員和左派分子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并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反共高潮。李斯在武漢慘遭殺害，同屬左派的童澤培也在樊城壯烈犧牲。慘案發生時，朗寧早已返回了加拿大。摯友犧牲的消息傳來，他十分悲痛，但只能在遙遠的大洋彼岸默默遙寄自己的哀悼之情。◆◆◆◆◆
從1922年起，朗寧在樊城工作了近五年時間，他盡心盡職地執教于鴻文中學，親臨課堂指導學生，積極組織教學，提高教學質量，為該校的建設作出了貢獻。同時，他也卷入了中國轟轟烈烈的革命潮流之中，與中國民眾一起目睹了軍閥戰爭、北伐革命、反帝風暴等一系列重大事變。這段經歷使他對中國革命的艱難有了切身的體會，對中國社會問題的復雜有了較深入的理解，也對后來在中國的外交生涯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漢口，朗寧收到了卡姆羅斯路德教學院聘請他擔任院長的邀請信。該學院創立于1911年，朗寧的父親曾是創始人之一。20年代學校因管理不善，教學質量大幅度下降，生源缺乏，聲譽一度不佳。董事會把改善學院境遇的希望寄托在朗寧身上。憑借在中國管理學校的經驗，朗寧把路德教學院辦得有聲有色，聲譽很快回升。為給手下教師作出榜樣，他親臨課堂教課，一時傳為佳話。30年代初期，世界性經濟危機蔓延到北美地區，整個加拿大經濟急劇衰退。受危機影響，卡姆羅斯路德教學院的辦學經費銳減，再一次面臨危機。為挽救學院，朗寧親自在市內各社區挨家挨戶進行募捐。在一戶吝嗇的市民門前，為了獲取五加元的捐款，朗寧不顧自己體力條件，與慓悍的戶主下賭搏斗，最后朗寧雖然取勝贏得了捐款，卻付出了折斷兩根肋骨的慘重代價。就是憑借這種不懈精神，朗寧使卡姆羅斯路德教學院又一次渡過難關。
管理學校的成功為朗寧創造了參與當地政治活動的機遇。許多黨派都主動邀請他加盟，希望利用他的影響擴大本黨在選民中的聲望，如社會信用黨領袖艾伯塔曾提出，如果朗寧參加該黨，社會信用黨在地方選舉中獲勝后將委任他為阿爾伯達省教育委員會主席。由于自己的拓荒經歷，早在1914年，朗寧曾加入過代表農場主利益的阿爾伯達農場主聯合黨。1927年從中國回鄉后，朗寧初衷不改，依然是該黨的忠實信徒。其時，阿爾伯達農場主聯合黨的影響正處于鼎盛時期，控制著阿爾伯達省地方議會中大多數席位。30年代經濟危機期間，阿爾伯達農場主聯合黨聲望下降。1932年，朗寧以該黨候選人身份參加地方選舉，但未獲成功。同年，以“消滅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為綱領的平民合作聯盟在阿爾伯達省宣布成立。朗寧高度贊揚平民合作聯盟的綱領，公開宣布擁護這一新興黨派，他曾被推選為阿爾伯達省平民合作聯盟領導機構成員，參與了該黨的各項活動和地方斗爭。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朗寧于1942年初再次應征入伍。他先在皇家空軍飛行隊服役，一個月后，因熟悉中國情況，被調到空軍情報處擔任日本情報分析工作。不久又被借調至外交部。
1945年夏，日本投降前夕，外交部準備派一名工作人員赴加拿大駐華大使館工作。朗寧負責對應聘人員進行漢語口語測試，但應試人員無一過關。8月，日本投降后，在別無人選的情況下，朗寧成為外交部的選派對象。
其時，朗寧已經51歲，沒有外交工作經歷和經驗。外交部破格聘用他，完全是當時任務的急需。首先，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準備把首府從重慶回遷南京。加拿大使館回遷工作中有許多復雜的問題需要精通漢語的人才能解決。為此奧德倫大使多次催促外交部增派懂漢語的外交官。倉促間符合條件者難以物色到，朗寧才得以入選。其次，日本戰敗后，加拿大政府急需對中國戰后局勢作出判斷并制定相應的政策。加拿大駐華使館中沒有懂漢語的外交官，許多工作不得不單方面依賴于國民黨政府。由此帶來的典型弊端是發回渥太華的有關中國局勢報告的資料幾乎全部由蔣介石的御用文人陶希圣翻譯提供。陶希圣趁機從國民黨黨部中挑選一些無關緊要且偏向于國民黨的文件呈送大使館，而且翻譯時常出現錯誤，從而招致了許多不必要的誤解，加拿大外交部根本無法據此判斷中國形勢，派遣精通漢語的外交官已是外交部的急中所急。朗寧盡管年齡偏大，但他的漢語水平和從事地方政治活動的經歷可以彌補這一缺陷。因此，外交部委任朗寧擔任一等外交秘書，并對這項任命寄予很高希望，在給奧德倫大使的信中明確指示，朗寧不但要負責使館的搬遷，而且將是協助大使處理政治問題時的“高級助手”。
如此厚望超出了朗寧的個人意愿。他接受這份工作在很大程上是個人情感因素的驅使。他的服務期限僅為一年，他希望利工作之便重訪故園。絕無在外交界有所作為的奢望。1945年11月26日，朗寧帶著政府使命和個人的愿望，飛抵重慶。他未曾料到從此竟與外交事業結下不解之緣。
(三)加拿大駐華外交官中的“中國通”
朗寧抵達重慶時，中國正面臨戰后的復雜局勢。
從世界范圍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伴隨著法西斯的滅亡，出現了反法西斯聯盟的解體。因經濟利益斗爭、意識形態差別，“冷戰”取代了戰時美蘇聯合。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與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開始進行針鋒相對的遏制與反遏制斗爭。◆◆◆◆◆
中國是美國志在必爭的國家之一。
美國對中國的重視，早在二戰期間已經開始。在美國政府看來，日本戰敗后，遠東地區將會有兩股勢力構成對自己在太平洋地區的利益的威脅。一是北方來自于蘇聯的擴張；二是戰后亞洲地區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為阻止這兩股勢力的發展，美國設想在中國扶植一個親美政府，把中國作為美國戰后的戰略基地。為此美國在兩方面作出了努力。首先，1943年在國際上提出了“使中國成為大國”的政策，提高了中國的戰略地位；其次，在軍事政治上積極扶植蔣介石政府。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后，美國一方面敦促蔣介石同共產黨談判，希望中國能建立一個以國民黨為主的聯合政府；另一方面在軍事上繼續援助蔣介石，協助國民黨為中國內戰作準備。
從中國國內來看，戰后形勢極不穩定。蔣介石自1927年發動反革命政變以來，一直把消滅共產黨力量當作自己的首要目標并掀起了數次反共高潮?？谷諔馉幤陂g，迫于戰爭形勢需要和國內外輿論的壓力，蔣介石曾表面上聯共抗日，但在行動上自始至終未放棄“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方針。抗戰勝利后，民族矛盾不復存在，蔣介石再次把消滅共產黨提上議程。但受輿論壓力，同
時為了更充分準備內戰，在美國“特使”調停下，蔣介石同共產黨在重慶開展了一系列的和平談判。
這一時期，加拿大的對華政策受多種因素影響。首先是美國的制約。加拿大與美國有著獨特的經濟和戰略關系。從經濟角度上看，作為加拿大的強鄰，美國經濟滲透于加拿大各個領域，兩國經濟相互交融；在技術、資金、市場等方面，美國都是加拿大離不開的最大貿易伙伴，與美國關系好壞對加拿大經濟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從戰略角度考虎，作為處于美蘇兩國軍事對峙的中間地帶，加拿大力圖尋求美國軍事力量的支持和庇護。兩種因素直接導致了加拿大在對外政策上采取追隨美國并與美國基本保持一致的立場。早在1943年美國提出“使中國成為大國”口號后，加拿大政府迅速作出反應，當年把中加兩國間的外交關系由公使級升為大使級。為擴大加拿大在中國的影響，加拿大政府還主動多次邀請國民黨高層人士訪問加拿大，并于1943年廢除了針對中國人制定的歧視性《華人移民條例》，允許更多的中國人移民加拿大。在軍事上，加拿大政府還為國民黨政府提供了一定數量的物資援助。其次，經濟利益也是加拿大制定對華政策的重要考慮。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后，加拿大對參加中國戰后重建、爭奪中國市場躍躍欲試。再次，在這一時期，加拿大駐華大使奧德倫對政府制定的對華政策有很大影響。
奧德倫大使軍人出身，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領導過加拿大第二師，退伍后出任過加拿大駐澳大利亞高級專員和駐日本公使，1942年被派往中國擔任公使，次年升級為大使。對戰后的世界和中國形勢，奧德倫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認為：第一，在戰后的世界格局中，美國將要稱霸世界?！叭绻匾?，美國將用武力”建立起“美國統治下的和平”，這會對世界有好處。加拿大應對美國的主要政策給予友好支持。第二，在未來爭奪世界權力的斗爭中，西方國家的主要對手將是俄國人。由于中國共產黨不是源自中國，而是“俄國共產主義世界革命的產物”，所以從長遠考慮，加拿大政府只能支持“在即將來臨的對俄戰爭中最終站在前沿的國民黨政府”。他曾公開講：“共產黨是俄國黨，應予消滅”。第三，奧德倫雖然對國民黨政府的貪污腐敗、國統區經濟混亂、人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有所了解，但他相信，貪污腐化在中國是正?，F象，是必須加以接受的一件事實。他認為國民黨政府是中國的合法政權，能代表多數中國人的利益，國民黨政府通過改革可以改變現狀。他與蔣介石夫婦有很深的私交關系，是蔣介石府中?？?，在國民黨上層也有許多朋友。他認為蔣介石會堅定不移地把中國引向民主。第四，對有可能爆發的國共內戰，奧德倫對國民黨持盲目樂觀態度。他認為中共的軍事力量是“幽靈軍隊”，由于缺乏彈藥，不可能占優勢，在短時間內便會被裝備精良的國民黨軍隊打敗。一場由西方民主國家支持的速戰速決的全面戰爭將達到拯救中國免予落入共產主義分子之手的目的，從而使中國成為未來對蘇戰爭的一塊基地。因此，加拿大在支持國民黨方面不應該有顧慮。
奧德倫發回加拿大反映這些觀點的報告在外交部引起一片嘩然。外交部一些高級顧問對奧德倫辦好外交的能力持懷疑態度。有人甚至譏諷他的長篇大論把“外交部年輕的新手們弄得暈頭轉向”。
但奧德倫的觀點卻受到了加拿大總理麥肯齊·金的高度賞識。1945年，他寫信給奧德倫說：“我以極大的興趣讀了你對委員長高度欣賞的材料……正如你和赫爾利將軍所堅信的那樣，重要的是必須相信，他主要的目的是給予人民真正的民主”。
在這種形勢下，加拿大外交部無疑需要一位真正的“中國通”協助奧德倫工作，以便為政府制定對華政策提供客觀無誤的情報。重任責無旁貸地落到了朗寧肩上。◆◆◆◆◆
朗寧抵達重慶時，正值國共兩黨為停止內戰舉行和談之際。此前，雙方經過激烈的斗爭于10月份草簽了《雙十協定》，初步在停戰、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等問題上達成共識，但在有關軍隊國家化、共產黨解放區政權等問題上卻存在著嚴重分歧、在1946年1月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期間，國共矛盾再次尖銳表現出來。最后，迫于全國人民的輿論壓力和共產黨以及民主黨派長久的斗爭，會議通過了和平建國綱領問題、1946年11月召開國民大會問題、政府組織問題、軍事問題等五項協議案。由于蔣介石的肆意破壞，這一系列協議只是紙上空文，對和平并未起到實質性促進作用。
朗寧此時由于受國民黨控制的新聞輿論影響，終日打交道的對象主要是國民黨官員，對解放區、共產黨的情況缺乏了解，更主要是受頂頭上司奧德倫大使的說教影響，對局勢的看法傾向于支持國民黨。據他判斷，中國要避免內戰，唯一的道路只有共產黨接受國民黨領導，交出軍隊，參加國民政府。受政協會議表面成功的迷惑，朗寧產生錯覺，認為中國形勢不穩定的原因來自于兩方面：一是共產黨不肯向國民黨讓步；二是國民黨內部存在著一股“法西斯勢力”，這股勢力企圖挑起戰爭，顛覆國共兩黨達成的停戰協定。國民黨政府的錯誤在于沒有遏止這股法西斯勢力抬頭，因此出現了人們擔憂的內戰跡象。只要蔣介石采取措施改革，和平的前景還是光明的。
但朗寧的看法很快便發生變化，耳聞目睹的親身經歷使他對局勢有了新的認識，其中，以下幾方面對他的轉變起了重要作用：第一，對共產黨解放區的了解。朗寧對解放區的最早客觀認識來自于文幼章。1945年12月初，朗寧同曾去過解放區的加拿大教會進步人士文幼章在重慶邂逅。此時，在對待解放區和國民黨的看法上，文幼章同奧德倫大使由于觀點分歧已經產生了很大的矛盾。在同文幼章接觸時，朗寧詳細地詢問了共產黨建立民主政府的主張和解放區軍民的生活情況。文幼章的坦率正直使朗寧相信，共產黨絕對不是國民黨所宣傳的赤匪，解放區民眾的生活也絕不是饑寒交迫，相對于國統區而言，可能要好出許多。在同月18日給家人的信中，朗寧這樣寫道：“文幼章是一位杰出的人士，他是共產黨的朋友。我從他那里學到不少東西。等對這件事(對共產黨的認識)有了明確觀點以后，我會再告訴你的?！?/DIV>
第二，同中共領導人的直接接觸。從1946年1月開始，朗寧隨同奧德倫多次參加了與前來重慶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中共代表葉劍英、王炳南、周恩來等人的會談并擔任了譯員。在同葉劍英會談時，奧德倫強烈要求共產黨放棄對軍隊的控制權，參加國民黨一黨專制政府。葉劍英據理反駁，指出：如果共產黨放棄軍隊，遲早會像其他與蔣介石持異見的民主黨派一樣遭到鎮壓。他列舉了數起國統區內民主黨派領袖慘遭暗害的事例，希望引起奧德倫注意。奧德倫固執已見，朗寧卻對此印象深刻。
1946年4月初，朗寧在重慶又見到了仰慕已久的中共領導人周恩來。在周恩來舉行的招待加拿大大使宴會上，奧德倫老調重彈，要求中共放棄軍隊，服從蔣介石統治。周恩來則再三對奧德倫以理奉勸：“你不了解這里的實際情況，因為你有著完全不同的背景?！痹诶蕦幙磥恚芏鱽肀憩F自信而又謙遜，語言直率而有力量、極富感染力，見解深刻、博學多才，毫不矯揉造作。同一場合，朗寧還認識了剛剛從國民黨監獄中獲釋的廖承志，聽他講述了在國民黨暗無天日的單人牢房被囚五年，不為高官厚祿誘惑而動心，也不為殘酷折磨而屈服，矢志不渝，忠誠于共產黨的信仰后，朗寧深為感動，在寫給家人的信中贊嘆道，“我不由得對這些人產生敬意，他們有為信仰而獻身的精神”。此后，同中國領導人的頻繁接觸更加深了這種看法。
第三，對國統區腐敗狀況的目睹。朗寧對國民黨腐敗的認識源于上層。1946年1月2日，朗寧單獨拜訪了國民黨要員孔祥熙的府第。在經過了四個秘書分別帶路，換了三個客廳之后，朗寧才最終見到了孔祥熙本人?？渍季盅b飾之奢華考究使朗寧感慨不已：“孔祥熙是一位真正的舊中國紳士。當今中國還能供養得起這種人么?我十分贊同共產黨的觀點：不能!中國必須走向現代化，以消除給老百姓帶來悲慘的災難，貧困、腐化、蒙騙等現象，正是由于老百姓的災難，少數富人權貴的奢華享樂才得以維持。中國再不能供養孔祥熙之流的人了”。由于政權腐敗，貪官污吏滲透于國民黨政府各階層。據朗寧了解，許多國民黨高級軍官囤積居奇，把非法搜刮到的大量錢財存到了新加坡、日內瓦、紐約等地的外國銀行掩人耳目。文職高級官員則通過搞私營企業壟斷經營而大發橫財，以蔣介石為首的“四大家族”尤其猖狂。據此，朗寧認為中國陷入了可怕的混亂。
上述種種經歷客觀上使朗寧對國共兩黨有了初步認識。但對中國內戰的爆發，他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在1946年1月政協會議召開前夕，當國共兩黨簽署了《關于停止國內沖突的命令和聲明》，向新聞界宣布各自命令所屬部隊停戰，并正式組成分別代表國民黨、中國共產黨、美國，由張群、周恩來、馬歇爾組成的三人軍事小組監督停戰情況后，朗寧曾認為國共對抗形勢可能會有所好轉。但4月初，朗寧得到這樣的消息：“馬歇爾將軍1月份安排的停戰協定正在瓦解。內戰形勢繼續擴大，尤其在滿洲里地區?！痹谑Y介石掀起反共運動的過程中，美國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美國繼續援助國民黨。據說美國政府已撥款五億美元支持蔣介石政府”。6月26日，在美國縱容支持下，蔣介石徹底撕毀停戰協定，對解放區展開了全面進攻，朗寧對和平的期望最終化為泡影。9月，在家信中，他表示了對蔣介石的失望和不信任：“我們的大使相信，委員長一旦在戰場上顯示他能擊敗共產黨，就會馬上表現寬恕，停止內戰，通過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建立民主政府。他發動民主改革都近二十年了，我無法相信他會從法西斯道路上回頭?！?FONT face=Verdana>◆◆◆◆◆ 面對新形勢，朗寧看來，首先，國民黨腐敗和貪婪正在自潰國民黨政府，以“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政府不可能得到貧困百姓的支持。9月份，當國民黨國防部長白崇禧吹噓國民黨通過奪取共產黨占領的主要城市，短時間就會擊潰共產黨時，朗寧產生異議：“共產黨在其占領地區獲得了廣泛支持，他(白崇禧)要改變這種局面，首先是要引導全國的農民比目前更加擁護國民黨政府才行”。其次，對內戰的根源，朗寧清楚地認識到，這絕不是少數“法西斯分子”挑起的結果，而是蔣介石個人的意旨所為。美國盡管在積極調停國共內戰，但同時也在助桀為虐，內戰爆發后，美國已幾乎公開站在國民黨一邊打內戰。8月底，據朗寧證實，美國政府已經以民用物資的名義廉價向國民黨出售了價值一億美元的軍用設備。美國對中國內戰的爆發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遺憾的是朗寧的上述觀點沒有機會充分地反映到加拿大外交部。從到達重慶直至1946年6月初，朗寧一直忙于使館從重慶向南京的搬遷工作，其他大部分時間擔任翻譯，極少有機會插手決策性的外交事務。再者，奧德倫大使蠻橫專斷，朗寧作為一名下級官員在使館內根本得不到機會陳述對時局的看法，凡朗寧起草的外交公文必須完全按照奧德倫的意旨去寫。因此，朗寧除了在家信中陳述自己的觀點外，對政府決策難以施加影響。1946年2月，政協會議召開不久，加拿大政府在奧德倫力主下，宣布給國民黨政府一筆6000萬美元的貸款，其中2500萬美元用于購買加拿大軍火，價格只是原價的十分之一。這一筆錢是戰后外國給中國的第一筆貸款。
1946年10月，奧德倫大使任職期滿回國。朗寧的任職也將到期。近一年的工作已使朗寧對外交事務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加拿大外交部對他的表現評價頗佳，也希望他繼續留任。奧德倫離開使館后，朗寧暫時以代辦身份負責使館工作。直至次年2月新代辦佩特森的到來。1947年1月，在外交部安排下，朗寧的妻子兒女來到中國，合家團聚。
奧德倫的離任終于使朗寧有了施展才能、充分表達自己觀點的機會。此后，隨著中國戰場和國統區形勢的變化，朗寧對中國局勢的認識逐步清晰，對政府的影響也隨之增大。
從中國內戰戰場上看，戰爭爆發初期，國民黨處于進攻優勢地位，對解放區展開了全面進攻。但是，從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八個月時間內，國民黨不但沒有消滅共產黨，反而損失了71萬軍隊。迫于戰線太長，實力下降，于1947年3月起放棄全面進攻，改為對陜北和山東兩地解放區的重點進攻。由于解放軍的堅決抵抗，7月份國民黨的重點進攻也宣告失敗。
國統區后方形勢同樣向不利于國民黨方面發展。1946年10月11日，國民黨軍隊攻占了由解放軍控制的通往東北地區的門戶張家口市后，蔣介石認為勝利已為時不遠，為進一步使其獨裁政權和內戰政策“合法化”，在未征得其他黨派同意的情況下擅自發布了召開“國民大會”的命令。11月15日，“國民大會”在南京開幕，由于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抵制，除國民黨外，只有青年黨、民社黨和少數“社會賢達”等138名代表與會。大會于12月底草草通過了一部《中華民國憲法》，但由于毫無民主性，只能是代表國民黨利益的一枚“橡皮圖章”。朗寧作為加拿大政府代表旁聽了大會，會議前前后后國民黨的丑陋表演令他十分失望。他認為，由于沒有共產黨參加，國民黨一手操縱下的“國民大會”對緩解內戰形勢毫無意義，國共和談的最后希望“已陷入徹底的僵局，兩黨看起來都下決心要戰斗到底”。與此同時，國統區經濟急劇惡化，1947年1月10日，朗寧在日記中記述：“本日中國法幣的匯率急劇下跌。從一美元兌換7700元法幣降到一美元兌換18000。千千萬萬不懂得什么是匯率和通貨膨脹的人還把有限的法幣藏在床底，結果一夜之間，他們的終生積蓄都化為烏有。”生活水平下降迫使國統區市民、工人、學生忍無可忍，紛紛走向街頭游行示威，形成了大規模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群眾運動。但是，手無寸鐵的群眾受到了國民黨軍警的殘酷鎮壓，國統區形勢進一步惡化。
朗寧在南京時刻關注著戰場上的形勢和全國各地群眾運動的情況，并及時向加拿大政府作了客觀報告。對于未來中國時局的走向，文幼章的見解再次對他產生了重要影響。
文幼章預測，一場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革命在幾個星期之內會席卷全中國。他認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唯一想領導土地改革的政黨，而且懂得如何去組織實施。在中共已在軍事上取得優勢的情況下，除非美國派大量軍隊到中國直接參戰，否則國民
黨要打敗共產黨只能是空想。他認為，加拿大政府應從現實出發，從美國的對華政策中脫離開來，不要再反對中國共產黨，要把國民黨撇到一邊。
朗寧非常贊同文幼章的觀點并迅速把文幼章寫給副外長皮爾遜反映這一看法的信函發回加拿大。同時，朗寧還陳述了自己的見解。朗寧認為，“在中國，政府當局迫使人民繳納苛捐雜稅以維持內戰，其腐敗程度比清朝及軍閥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對政府當局不滿的浪潮，確實方興未艾”。根據自己經歷20年代中國革命的經驗，朗寧認為老百姓對政府的這種不滿最容易被發動起來進行土地革命。由于國民黨排擠了所有有才干的中間分子和革命分子，共產黨內則聚集了領導革命的精英，共產黨推翻國民黨政府的“革命條件已經成熟”。但是，在革命取勝的時間上，朗寧認為不會像文幼章估計的幾個星期那么迅速，而是需要“幾個月”或“幾年”。◆◆◆◆◆
中國形勢的發展越來越顯示出了文幼章和朗寧預見的正確性，但是加拿大政府卻未及時糾正自己的扶蔣政策，繼續把一船船軍火運到了中國。渥太華政府以這是早期中加關系的遺留問題為借口進行開脫，矢口否認幫助蔣介石打內戰。在朗寧對政府反應大失所望且無可奈何之際，加拿大新任駐華大使戴維斯于1947年5月底來到南京。
戴維斯出任駐華大使的個人初衷非常明確：他要致力于擴大加拿大對華貿易的經濟利益并支持國民黨遏制共產主義的發展。1947年6月，當讀到一份由加拿大傳教士撰寫的關于共產黨土改過程中的“殘忍性”報告后，戴維斯曾提出：要消滅中國共產主義，每個人、每個國家都要盡可能地作出貢獻，這是一項義不容辭的義務。為防止中國成為像蘇聯一樣強大的共產主義國家，他甚至主張渥太華政府在聯合國倡議對中國內戰進行干預。8月，在他的積極建議下，加拿大又向國民黨出售了150架“蚊式”轟炸機并于10月份運抵中國，被國民黨用來對華北解放區的城鎮和鄉村進行轟炸。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這個地區，加拿大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大夫在抗日戰爭期間救死扶傷，最終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在個人品格方面，戴維斯為人寬容開明，同奧德倫大使相比，他比較樂意聽取下屬意見。在他的領導下，朗寧可以自由表達對中國形勢的真實看法，而且很快對戴維斯產生了影響。隨著國民黨在戰場上的節節敗退，戴維斯也逐步轉變認識，意識到由于國民黨反對改革中國的舊秩序，得不到民眾擁護，即使有美國的援助，僅靠軍事力量永遠不會戰勝共產黨。西方國家一度盛傳中國共產黨背后有蘇聯支持沒有可靠根據，這只是國民黨為爭取西方援助而進行的片面宣傳。到1947年底1948年初，他開始建議加拿大政府停止援助國民黨以靜觀中國局勢的發展。
從1948年7月開始，中國戰場形勢又一次發生轉折，國民黨軍隊由“全面防御”轉入“重點防御”，把主要力量集中于長江以北大城市，企圖作最后抵抗。國統區亦陷入了極度的混亂。在發回渥太華的外交公報中，朗寧如實描述這種情況：通貨膨脹急劇發生，以上海市為例，9月份的物價指數竟比內戰前高出300萬倍，同1月份相比價格上漲45倍，美元對法幣的匯率增長50倍。由于物價飛漲引起生活水平下降，國統區人民的反蔣情緒高漲到極點。國民黨軍隊本身已失去贏得戰爭勝利的信心，甚至一些國民黨官員都公開表示不愿隨“國民政府這艘沉船”一起下陷沉沒。共產黨取代國民黨已成為全中國各個階層的共同愿望。老百姓目前期盼的已不是中國共產黨“是否能夠到來”，而是“還有多久才會到來”。因此，朗寧和戴維斯一致認為：中國又一次處于歷史轉折點上，不管西方國家的主觀愿望如何，中國共產黨數月之后席卷全中國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實，加拿大政府應及早作好同中國共產黨政府打交道的準備。
從1948年9月開始至1949年1月初，中國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解放軍通過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解放了東北全境以及華北大部分地區，國民黨賴以發動內戰的軍隊主力喪失殆盡，國共勝負已見分曉，國民黨的失敗為期不遠。在此期間，戴維斯和朗寧的建議受到加拿大政府的高度重視。渥太華對改變其對華政策有所考慮，但在操作上仍猶豫不決。一方面，開始為與未來的共產黨政府打交道作準備，例如，外交部認為朗寧是代表加拿大政府與共產黨打交道的合適人選，因此同負責人事管理的行政委員會積極交涉，為朗寧爭取在外交部終身任職的資格，以鼓舞他的工作熱情。1949年1月，這種資格得到確認。另一方面，加拿大政府仍未下決心徹底斷絕同國民黨的外交關系，1948年11月，蔣介石南下逃竄前夕，為繼續取得國際支持，要求西方國家的使館隨他一起南遷廣州。戴維斯大使認為，使館南遷等于繼續支持蔣介石，只會為承認未來的新中國政府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因此強烈主張政府應立即予以拒絕。但是渥太華政府卻決心與美國保持一致，一旦美國駐華大使館隨蔣南下，加拿大也可考慮效仿。后來，由于對蔣介石失去信心，美國沒有對此要求作出積極反應，此事不了了之。渥太華政策不堅定性由此充分表現無遺。
1949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并攻克南京，國民黨統治宣告結束。朗寧作為加拿大政府的外交官開始了與中國共產黨政權打交道的新時期。
(四)努力推動中加建交
南京解放標志著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統治的徹底崩潰，同共產黨政權打交道已成為西方國家無法回避的現實。戴維斯和朗寧目睹了南京解放的過程并在發回國內的報告中對解放軍進城時秋毫無犯的嚴明紀律和市民熱烈擁護的場面給予了盛贊。他們提出，從現實考慮，加拿大政府應作好與中國共產黨政權打交道的準備，新中國一成立應馬上就予以承認。
面對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加拿大政府的對華政策并未立足于現實的變化，而是仍然受制于外部因素，特別是美英兩國的影響以及英聯邦成員國的動向。◆◆◆◆◆
美英兩國此時的對華政策存在著嚴重分歧。美國是中國內戰期間蔣介石的主要支持者，為打擊中國共產黨傾注了大量物力、財力，共產黨勝利是美國最不愿意看到的結果。從其全球戰略考慮，美國擔心中國革命的勝利會影響亞洲其他地區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對美國的遠東利益構成威脅。因此，美國政府對中國新政權采取遏制性的“不承認”政策，企圖使新中國在國際事務中陷入孤立。英國對共產黨的勝利同樣感到不安，但從現實考慮，英國政府準備采取對共產黨“妥協”的合作政策。英國是最早對中國進行殖民侵略的國家，在中國有著巨額的商業利益。中國解放前夕，英國從中國抽走了一部分資本，但仍有十多億美元的財產留在中國大陸。更令英國政府擔心的是，如果英國政府不同中國共產黨政權合作，中國一旦對香港采取“過激”行動，英國受損的將不只是在中國的經濟利益，而且將波及英國在亞洲甚至全球的殖民利益。因此，英國政府在進行反共宣傳的同時，行動上卻準備走一條與美國相異的承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道路。1949年，圍繞對上海的封鎖問題，英美兩國在對華政策上的分歧和矛盾充分暴露出來。是年5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克上海后，國民黨利用海軍的暫時優勢，封鎖了從東北至福建的整個海岸線，致使上海的經濟情況急劇惡化。美國不僅支持國民黨的封鎖行動，而且從上海等工業城市撤離本國工商業，對其在華的私人企業直接施加壓力，不準他們與共產黨合作，力圖使新中國陷入孤立封鎖中。英國由于在上海等地有巨額投資，因此既反對國民黨海上封鎖，阻攔貿易的措施，又不贊成美國的撤離政策，主張從現實出發，力求與中國共產黨政權達成某種協議或妥協，8月份，英國正式通知美國，英國將“保留”打破封鎖的權利，引起美國強烈不滿，使英美沖突公開表現出來。
這一時期加拿大的對華政策，在主要方面仍繼續追隨美國，同時參照英國的立場，必要時將自己作為平衡兩國矛盾的砝碼，這導致了加拿大的對華政策缺乏自主性，在美英政策不一致時，加拿大往往夾在中間左顧右盼，無所適從。例如在對待海上封鎖問題上，加拿大政府曾與英國一起進行譴責，指責國民黨的行徑違反了國際法原則，應予以制裁。但隨著美國對封鎖的公開支持，渥太華政府又偃旗息鼓，態度轉向曖昧。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毛澤東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向全世界發表公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愿意同遵守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任何外國政府建立外交關系并由外交部長周恩來將公告內容以公函的形式送交各國政府。同一天，南京軍事委員會外僑處主任黃華召集駐南京的各國使節，向他們宣讀了周恩來的公函并要求各國代表請本國政府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基礎上同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黃華宣讀公告后，沒有譯員進行翻譯，應在場各國使節要求，朗寧擔任了臨時譯員。其時，戴維斯大使早已于9月離開南京回國，使館工作由朗寧以代辦身份全權處理。10月3日，朗寧向加拿大政府通報了公函的內容并建議政府基于以下原則應馬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并與之建交：
首先，新中國政府已控制了幾乎整個大陸的領土，許多無可爭辯的事實表明，新政府受到了各個階層人民的擁護，舊政府中腐敗、專制等丑惡現象已被徹底根除，這樣的政府值得信賴。根據國際法原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合法性理所當然。不僅他本人持這種觀點，留駐南京的其他外國使節也大都分別向本國政府致函要求承認新中國，“承認”已是大勢所趨。
其次，早日承認新中國政府有利于發展加拿大同中國的貿易關系。據他看來，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后又遭內戰破壞，國力衰竭。新政府盡管提出自力更生恢復經濟發展的號召，但憑共產黨自身力量很難完成這一艱巨任務，適量的外援是中國面臨的迫切需求。經濟發達國家中誰能早日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并與之建交，誰就會搶先在未來的對華貿易中占領市場并獲取最大的利益。加拿大政府雖然在內戰中援助過國民黨，但同美國相比，數額有限，而且加拿大沒有像英國那樣在中國進行殖民侵略的不光彩歷史，再加上他本人同共產黨官員有密切的私人關系，這會使新中國政府對加拿大有更好的印象。加拿大同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前景比較樂觀。8月份，黃華在會見他和戴維斯時早就明確表示：未來的新中國政府愿在友好、平等和加拿大政府放棄對國民黨的承認的基礎上同加拿大建交，而且暗示中國政府有“極大興趣”購買加拿大船只等以彌補中國實力的不足。
在是否承認新中國的問題上，加拿大再一次被置于美英兩國矛盾的影響中。10月5日，渥太華政府獲悉英國對中國政府的公告給予了口頭答復，準備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上”承認，美國卻遲遲沒有反應。加拿大政府正在猶豫之際，有消息證實美國對英國政府的表現“極為不滿”。從切身利益出發，加拿大在中國不像英國那樣有巨額的經濟利益，因此，不急于表態。但考慮到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已公開承認新中國政府，而且中國存在著巨大的潛在市場，渥太華政府又不愿輕易放棄同中國建交后發展貿易的機會。權衡再三，加拿大政府最終決定暫時持觀望態度，等美國政府政策明朗以后再作決策。11日，加拿大外交部指示朗寧就中國政府的公告要求向南京外僑處作如下答復：加拿大政府正在“研究”中國政府的公告，在沒有明確的答復前，希望中國政府能允許加拿大駐南京使館的官員享有正常的外交權力。外交部特別強調：這次外交活動要在“盡量避免正式承認外僑處官方地位”的形式下進行。◆◆◆◆◆ 10月底，加拿大眾議院就有關是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進行了首次討論。外長皮爾遜認為，加拿大在對華政策上不應盲目追隨美國，而要有自己的承認標準。他發表演說時強調：根據國際法原則，只要新中國政府具備以下條件，加拿大政府就應予以承認：第一，政府獨立行使主權，不受外國控制；第二，對擁有的領土能行使有效的管轄權。皮爾遜的“標準”實際上提出了西方國家最為關心也是美國借以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口實，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政府是否是蘇聯的傀儡政權?
皮爾遜的承認“標準”通過朗寧轉達給中國政府后，黃華對此表示理解。同時對西方國家的無端懷疑進行了及時批駁，他要求朗寧轉告加拿大政府：中國愿同任何外國政府就承認條件進行談判，但決不會乞求外國的承認。西方國家懷疑中國政府受莫斯科控制完全是由美國毫無根據的宣傳造成。中國共產黨既然獨立取得了革命的勝利，就不會允許任何外國勢力，不管是友好還是敵對的干涉中國內政。根據自己的經驗，朗寧對此予以充分肯定。
對中共和蘇共的關系問題，朗寧早就有所了解。早在1945年前來中國的旅途中，朗寧曾與出席聯合國成立大會后從舊金山返回中國的中國共產黨代表董必武和章漢夫不期而遇。同董必武交談時朗寧得知，抗日戰爭期間，蘇聯對華有限的援助都落到了國民黨手中，國民黨不但沒有用來打日本，相反，卻用來打擊共產黨軍隊。共產黨是在沒有任何外援的情況下從日本手中解放了華北大片土地。當朗寧問及中共對莫斯科的態度以及傳說的1927年以來中共與莫斯科的分歧時，董必武沒有作正面回答，而是告訴朗寧，中國共產黨完全不同意國民黨與蘇聯最近簽定的協定。國民黨為換取蘇聯的支持而不惜犧牲中國東北和內蒙古的利益，向蘇聯作了重大讓步。中國共產黨認為這種讓步同不平等條約一樣完全不能接受。中國共產黨一旦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將馬上廢除這些協定。這次談話使朗寧感到中共與蘇共、毛澤東與斯大林之間存在著分歧。在內戰期間，朗寧又不斷聽到蘇聯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犧牲中國共產黨的消息。由此，他認為，斯大林對中國共產黨“半認真半懷疑”，沒有給予支持。1949年4月解放軍橫渡長江前夕，他又聞知，斯大林甚至主張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劃江而治，反對解放軍橫渡長江，徹底推翻蔣介石政權。為表示對國民黨支持，1949年1月，蘇聯下令其駐南京大使隨國民黨遷到廣州。朗寧據此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蘇聯雖然馬上給予了承認，但這并不意味北京政府倒入了莫斯科的懷抱。目前西方國家應該利用中蘇之間矛盾，通過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把中國共產黨拉到自己一邊，使中國成為亞洲地區與蘇聯抗衡的“南斯拉夫”式國家。朗寧在外交報告中充分肯定英國政府的分析，“認為絕對正確”。所謂的“英國分析”，是指11月初，英國政府在對英聯邦成員國的通報中指出，新中國本來對西方國家有貿易需求，但蘇聯會利用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優勢，離間中國政府與尚未宣布承認意向的西方國家的關系。在蘇聯鼓勵下，中國共產黨可能會“勒緊腰帶”過日子，降低對西方的貿易需求，并轉入敵對態度。要防止出現這種局面，西方國家應盡快采取主動，對中國政府予以承認。
朗寧的敦促與英國政府的分析引起加拿大政府高度重視。11月，加拿大內閣就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問題展開了正式辯論。外長皮爾遜在辯論開場白的外交政策報告中指出：“我們加拿大人完全拒絕中國共產黨人所擁有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但是我們不能拒絕中國和它的4．5億人民這個基本事實……我們承認中國是我們隔洋相望的友邦，將同他們在友誼與尊重的條件下相處”。盡管中國發生了政治變動，“加拿大人民還會繼續對中國人民保持以種種方式表達了多年的這一友誼。我們已被要求承認在北京的中國共產黨政權，它事實上控制了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地區……如果共產黨控制中國的事實已被證明，一個獨立的(我強調‘獨立’一詞)能履行它的國際義務的中國政府在那里建立起來，又為中國人民所接受，那么在適當的時候，經過與其它政府協商之后……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所必須面對的事實”。經過激烈爭論，內閣在原則上同意了外交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議，但考慮到美國遲遲沒有承認的意向，內閣決定等待英國和印度政府正式承認中國后再聯合其他英聯邦成員國一起行動。12月21日，英國首相艾德禮致信加拿大總理圣·勞倫特：“英國政府決定承認中國共產黨政府，聯合王國建議在1950年1月2日或1月2日左右采取行動給予法律上的承認”，并詢問“加拿大政府是否愿意采取類似行動”。鑒于1950年1月9日至14日英聯邦成員國將在錫蘭(今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召開外長會議，加拿大認為英國此舉旨在營造氣氛鼓勵英聯邦成員國承認新中國，受此鼓舞，加拿大政府初步把正式承認新中國的時間定在1950年1月底2月初。
科倫坡會議期間，印度總理尼赫魯建議英聯邦成員國帶頭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建議獲得大多數的贊成。1月24日，皮爾遜致電圣·勞倫特總理時指出：“對中國的承認必須立即實施，如果我們想從承認中得到一點好處的話，就應該避免做最后一個。因此，我一回到渥太華，就建議立即承認新政府?！贝撕蟛痪?，加拿大外交部指示朗寧在北京租一處房子作為中加建交后的加拿大使館。
1950年2月23日，加拿大內閣就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再次進行討論。皮爾遜強烈主張遵循科倫坡會議原則，承認中國政府，并提議于3月下旬正式付諸實施。◆◆◆◆◆但外界形勢的發展促使內閣不愿對皮爾遜的建議予以肯定。首先，1950年2月，中蘇之間經過三個月的談判，簽定了《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蘇聯保證給中國經濟援助，并放棄了國民黨統治時期在東北地區和蒙古等地獲得的特權?！稐l約》簽定后，西方一部分反共勢力大肆鼓噪，聲稱中國共產黨是蘇聯的傀儡，無形中增加了西方國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壓力。其次，1950年1月，美國政府以中國政府沒收美國在北京擁有的一部分財產和審判違犯了中國法律的美國駐沈陽領事館總領事沃德為借口，召回了駐中國所有外交人員。更令加拿大政府不安的是，中國與印度和英國的建交談判進展不順。中印、中英的建交談判受挫有著特定的原因。印度政府早在1949年2月5日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國代表次年初在北京就建交問題進行了談判。2月7日，聯合國經社理事會表決蘇聯要求開除“國民黨代表”的提案時，印度政府背信棄義投了棄權票，中國政府為此對印度政府提出抗議，談判暫停。直到3月，印度政府正式表明不再承認國民黨政府的任何機構并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權益后，中印談判繼續進行并于4月兩國建立了外交關系。英國政府于1950年1月6日正式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并立即同中國展開了談判。但是，同印度一樣，英國在聯合國的表決中投了棄權票。不僅如此，英國政府還否決了香港總督準備把國民黨遺留在香港的飛機轉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決定。更令中國政府無法接受的是，英國不打算徹底割斷同臺灣國民黨的關系，準備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同時，在淡水保留領事館。此外，在一些與中國有關的問題上，還準備支持美國的政策。英國政府這種兩面派政策導致中英談判陷入僵局。
針對政府遇到的這種困難，朗寧陳述了自己的觀點，并要求政府有所考慮。他認為：第一，《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是美國遏制新中國的必然產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后，美國不但不給予承認，而且繼續支持臺灣國民黨對大陸地區封鎖轟炸，中國政府為反封鎖不得不向蘇聯陣營尋求支持，這是中國共產黨政府不得已的選擇。第二，大陸軍隊攻克臺灣的日期已屈指可數，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撤走外交人員，并繼續支持國民黨很不明智，這不僅不能對中國政府起到威懾作用，而且會加劇中美矛盾，為以后的中美關系制造障礙，加拿大政府萬萬不可追隨美國。第三，《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并不意味著中蘇之間已經消除矛盾。《條約》中規定的蘇聯為中國提供的貸款數額有限，離中國政府的要求相差甚遠。有關蘇聯在中國的不平等權益方面，蘇聯只是承諾放棄不平等協定，究竟是否真能做到尚是未知數。只要西方國家及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把中國政府從蘇聯陣營中分離出來的可能性極大。第四，印度、英國遇到的困難對加拿大來說并不存在，加拿大曾是英國的殖民地，加拿大在中國沒有殖民侵略的歷史，二戰以前同中國沒有正式建立外交關系，因此建交談判中涉及的歷史問題將會很少，不會出現太大困難。遺憾的是，朗寧的建議沒有被加拿大政府接受，美國的壓力使加拿大政府不敢貿然行動，只能等待時機再作決定。
4月初，南京市公安人員為肅清南京的敵特活動，對包括加拿大使館在內的外國人居住區進行了檢查，這件事引起加拿大內閣高度重視。相當一部分人認為中國政府無視外國使館享有的“外交特權”而進行檢查，實際上是對外國政府的一次警告：要么抓緊時間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么像美國一樣撤走外交代表。后一種結局當然是渥太華政府不希望看到的。以此為契機，皮爾遜提出了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攬子交易”設想。
根據皮爾遜的設想，首先由朗寧與南京外僑處進行“口頭”聯系，向中國政府表明加拿大政府有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意向。在正式談判取得一致之前，希望中國政府能允許朗寧代表加拿大政府赴北京就有關問題進行談判，如果談判取得一致，由朗寧向中國政府遞交加拿大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照會。然后，中加雙方就談判已達成的有關協議，如加拿大解除對臺灣的承認、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恢復席位和參加其他國際組織、中國
承諾歸還國民黨時期所借加拿大貸款(除掉國民黨政府提出購買軍事設備的1000萬美元)等進行換文，加拿大政府將任命朗寧為駐北京代辦，雙方正式建立外交關系。5月4日，加拿大內閣批準了皮爾遜的建議，命令外交部指示朗寧拜會南京外僑處官員?！霸谕耆钦胶蜎]有任何允諾的基礎上摸清后者的政府在涉及加拿犬考慮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前在要求它承擔的義務方面可能采取的立場。”中旬，接到外交部明確指示后，朗寧馬上向外僑處轉達了皮爾遜的設想。
加拿大的建議受到中國政府積極回應。一個星期后，外僑處向朗寧轉交了一份非正式書面文件，表示中國政府接受加拿大的建議，并提出三條具體答復。第一，如果加拿大政府愿意“正式”表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意向，中國外交部將歡迎加拿大代表前往北京；第二，在承認之前雙方只需討論預備性和程序性問題；第三，加拿大政府提出的雙方承擔的“義務”等問題待相互承認后再作進一步討論。
對中國政府的“非正式”答復，加拿大內部的看法發生了分歧。以皮爾遜為首的外交部認為中國政府基本接受了加拿大的建議，加拿大政府應抓緊時間把“承認”問題付諸實現。內閣一部分人則認為，中國政府的“非正式”答復表明中國沒有完全接受加拿大政府的提議，而是提出了一個“對立建議”來限制談判范圍，對此加拿大政府應再作進一步研究方可決定是否可以接受。最后，由于圣·勞倫特總理站在后一種立場上，內閣決定延期承認。◆◆◆◆◆
6月12日，南京的公安人員再次對加拿大使館進行了例行造訪，對使館人員逐個進行詢問，并要求朗寧書面陳述他18歲后的經歷。次日，公安人員再次來到使館，對使館中的獵槍、照相機、收音機等物品作了詳細登記檢查。雖然公安人員彬彬有禮，但朗寧感到十分不安。當天，他向加拿大外交部作了如下匯報：“(公安人員)兩次造訪和這兒發生的其他事情使我逐漸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形勢的逐步發展使共產黨不愿繼續忍耐下去了，已到了要么我們像美國人一樣撤離，要么開始與中國進行建交談判的時刻?！?/DIV>
外交部對朗寧的警告十分重視，認為這次檢查可能是中國政府再一次對加拿大政府沒有及時表示承認的抗議，因此，要求內閣馬上采取措施予以補救。但是內閣反應冷淡。16日，朗寧在遲遲得不到回應的情況下再次給外交部發電報，要求政府同意他赴北京同中國政府進行談判。他特別強調，中國政府收到加拿大政府的建議后，僅一周時間就作出了明確的答復，他曾向中國官員許諾，盡快把北京的意見轉達給渥太華。可是，一個月時間過去了，政府卻遲遲沒有回音，他與南京外僑處官員接觸時，每當被問及加拿大政府的態度，他都因不知如何回答而十分尷尬。他迫切希望知道，加拿大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景究竟如何?
6月21日，加拿大內閣就“承認”問題再次展開討論。皮爾遜據理力爭，要求早日承認，但是圣·勞倫特總理不顧一切否定了建交談判的建議，反對朗寧馬上前往北京。最后會議決定“下周會議”再作決定。23日，皮爾遜命令部下起草了兩份擬發給朗寧的電報稿，以備下次會議討論。第一份的內容是：命令朗寧向南京外僑處轉達渥太華接受北京條件的口信。朗寧可以告訴外僑處官員，渥太華有意在北京繼續談判。如果中加兩國北京談判能
在有關建交的程序性問題上達成一致，加拿大政府馬上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把下達給朗寧的指令向英聯邦成員國和北約成員國進行通報。第二份內容是：如果北京政府反應積極，朗寧馬上赴北京進行談判。皮爾遜這兩封電報稿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相信下次會議討論時，自己的提議會獲得通過。不幸的是，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使事態有了急劇轉變。在國際形勢趨于緊張的氣氛中討論中加建交已不可能。12天后，外交部指示朗寧，中加建交要暫緩考慮。7月15日，在內閣舉行的一次討論其他問題的會議上，中國問題被附帶提起，這時，連一向支持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皮爾遜態度都已經轉變，認為“朝鮮事件的發展實際上改變了形勢，不但不宜再討論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相反應該考慮撤出加拿大駐南京的外交人員”。8月，內閣決定，朝鮮戰爭結束前，無限期延長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間，并下令朗寧退掉北京的房子。
lO月25日，中國志愿軍開赴朝鮮后，渥太華正式宣布，短期內放棄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愿望，并于次年1月下令朗寧回國。1952年2月底，朗寧降下了一直飄揚在南京加拿大使館上空的國旗，在關閉使館后，經香港于6月回到加拿大。
對加拿大政府最終錯過與中國建交的機會，朗寧感到十分失望，對他個人感情也是一個沉重的打擊。離開南京前，他給妻子的信中流露出這種傷感情緒：“能夠回家與你團圓使我非常高興，但這里卻留下了我一顆沉重的心，因為我沒有完成我一直為之努力和期待的目標——承認中國真正的政府?！?/DIV>
(五)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回國當年，朗寧被任命為外交部遠東司副司長，年底被擢升為司長，次年又被平調至聯邦司任司長，后復回遠東司任舊職。離開中國后，朗寧時時刻刻沒有放棄促使加拿大政府早日承認新中國的未了心愿。他利用一切能夠抓住的機會關心和過問這一問題。他堅信自己的觀點：新中國是一個為中國人民謀福利的民主政權，絕不是追隨莫斯科的傀儡。在寫給仍然在中國的文幼章的信中，他鼓勵文幼章：為了早日承認新中國，“你從外部做工作，我從內部做工作。此時，文幼章正因揭露美國在朝鮮戰爭中進行細菌戰的丑行而受到美國政府指責，渥太華當局也準備以叛國罪對他進行起訴，外交部下達了疏遠孤立文幼章的命令。朗寧在這種情況下向文幼章伸出友好之手，表現了他非凡的膽識和勇氣，也充分體現了他希望新中國能早日得到本國政府承認的真摯心愿。
1952年，皮爾遜當選為聯大主席。他把促使朝鮮戰場停戰作為自己任期內的首要任務。外交部著名的“中國通”朗寧成為他的主要助手，幾乎每一個有關中國和朝鮮的問題皮爾遜都要在與朗寧協商之后才作出決定。朗寧也不負皮爾遜的信賴，工作表現出色。皮爾遜曾公開表彰：“朗寧具備領導能力，有經驗、有果斷決策性格和深刻的觀察力等，完全可以擔負外交領域中的最高職務。”
1954年4月，朗寧被任命為加拿大駐挪威和冰島公使?；氐礁改傅墓枢l，瞻仰先人的遺跡是朗寧盼望已久的心愿，從某種程度上講，外交部這一任命是對他在外交工作中杰出貢獻的嘉獎。他上任之際，適逢美、蘇、英、德等國為解決朝鮮和印度支那問題發起召開日內瓦會議，作為通曉遠東問題的專家，朗寧受外交部委派，擔任了加拿大代表團團長一職。向挪威政府遞交國書后，朗寧匆匆飛往日內瓦。會議期間，朗寧有幸再次見到了老朋友周恩來和王炳南，并進行了友好的會談。◆◆◆◆◆
1957年，結束挪威任期后，朗寧又被派往印度出任高級專員。在毗鄰中國的印度，他留心觀察中國的動向并及時向政府作了詳實的報告，中加關系仍是他關注的重點。
1964年，朗寧卸任回國并退休。此后，他得以在民間公開呼吁加拿大政府早日承認新中國政府。他通過參加有關亞太地區問題的學術會議、在大學發表演說、撰寫文章等形式闡明自己以往的主張，對美國政府在對華問題上的失誤提出了尖銳的批評。1966年，為幫助美國擺脫“越南危機”，加拿大政府決定派朗寧作為特使赴越南調停。昔日的輝煌業績使朗寧再一次得到了政府的重用。盡管越南之行沒有取得預期成果，他卻由此受到整個北美地區人們的注意。不但加拿大新聞界報道了他的經歷和業績，美國新聞界同樣給予了關注。某些美國記者甚至聲稱朗寧有著美國血統，以示對他的重視。在加拿大外交界，朗寧被人們視為政府中最優秀的“中國通”，有人甚至認為在外交領域中他的貢獻僅次于皮爾遜。各種榮譽也紛至沓來。1964～1968年，他先后被四所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1967年又獲得了政府頒發的“加拿大勛章”。1970年中加正式建交后，渥太華政府再次為朗寧授勛表彰，由平民合作聯盟演化而來的新民主黨還授予他終身黨員的資格。中加建交后不久，應周恩來邀請，朗寧以中國人民老朋友的身份訪問了中國。離別中國近二十年之后，76歲高齡的朗寧懷著滿腔的“思鄉”深情和數不盡的疑問踏上了中國的土地。面對西方新聞媒介的各種報道，朗寧希望進行實地考察，得出真實的結論。他帶領家人走訪了廣東珠江三角洲、內蒙古大草原、上海等地，親眼目睹了新中國成立后在各個領域發生的巨大變化。他的足跡踏遍了所到之處的農村、工廠、牧場，通過與農民、牧民、工人、知識分子的交談，他發現了與西方宣傳迥然不同的現象，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生活幸福，對未來有著美好的向往。老百姓像往日一樣友好善良，風趣幽默。在北京，朗寧受到周恩來的親切會見和熱情款待。
回到加拿大后，朗寧不顧自己年邁的不便，應邀在各地巡回演講，他向從未到過中國的加拿大人介紹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用親身經歷的新舊對比向人們講述了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發生的巨大變化，使許多人對中國有了新的認識，所到之處，朗寧受到極大歡迎。朗寧又于1973年、1975年、1983年多次來華訪問。
為向西方系統介紹他所認識的中國，1974年，朗寧在美國出版了《革命時期的中國回憶錄》 (A Memoir of China in Revolution)一書。這是當時美國出版的由加拿大人撰寫的關于中國的第一本著作，出版后引起轟動?！痘貞涗洝分饕ㄒ韵聨撞糠郑旱谝?，朗寧講述了父母赴中國傳教的緣由、經過以及自己童年時期所接受的啟蒙教育對其成年后生活的影響；第二，介紹了朗寧目睹數次中國革命——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20年代大革命、內戰等的背景和經過以及他本人對中國革命的認識；第三，為使讀者對中國內戰期間的歷史有比較直觀的認識，朗寧在書中摘編了他在中國擔任外交官時期的一部分日記和家信；第四，講述了加拿大政府在承認新中國過程中走過的曲折道路及他本人所作的努力，并對當時的歷史作了分析。全書的寫作，立足于朗寧的親身經歷，對西方讀者認識中國革命、了解特定時期的歷史以及中加關系有著重要的價值。
1984年，一生幾乎都把自己同中國連系在一起的朗寧在卡姆羅斯市去世，享年90歲。
朗寧一生中有21年是在中國度過的，他經歷了中國歷史上的義和團運動、五四運動、20年代大革命和40年代的內戰，目睹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20年代，他為發展湖北地區教育事業作出了貢獻。40年代，在加拿大駐華使館任職期間，他較早地預見到中國內戰的結局，明確斷定失去民心的蔣介石政權必定要失敗，代表進步力量的中國共產黨將會取得勝利。他同情中國革命，積極建議加拿大政府改變“扶蔣政策”，靜觀中國時局的變化，作好與新中國打交道的準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又堅定不移地主張加拿大政府及早承認新中國，早日實現中加正式建交，并在行動上為之積極努力?？梢哉f，在40～50年代，朗寧是具有政治遠見的西方駐華外交官之一，他為推進中加友好關系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朗寧對中國歷史命運的遠見卓識，來源于多種背景和多方面的原因。例如，他在加拿大的從政實踐，特別是加入“左冀”平民合作聯盟的經歷；他的中國朋友中很多是國民黨左派，民主人士和共產黨人；對國民黨的腐敗有切身感受等等，但最為重要的是，他在中國長期生活過程中，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有過仔細的觀察，對此有縝密的思考，從而對中國革命有著自己的深刻理解，他在回憶錄和家信中曾較系統地表述過這些認識。
在朗寧看來，1840年鴉片戰爭前，中國幾千年的文明一直是“建立在原始農業基礎上”。儒家文化和小農經濟使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制度昌盛不衰。1840年西方憑借軍事優勢入侵中國，不但成為舊制度崩潰的催化劑，而且賦予了中國近現代革命新的性質。◆◆◆◆◆
朗寧認為，西方的入侵給中國帶來的影響中，有兩方面特別值得注意：其一，西方的入侵導致了中國小農經濟瓦解。之后，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軍閥混戰、日本入侵直到國共內戰，占中國社會主流的農民一直生活在動蕩之中，他們成為苛捐雜稅、高利貸、殘暴地主、腐敗官員、外國勢力的犧牲品。因此，革命是近現代中國農民的迫切愿望。其二，西方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導致了中華民族對外國的仇恨，因此中國近現代革命的目標中，除反對本國封建勢力外，還把矛頭指向了西方列強。童年時代對“治外法權”的朦朧認識和20年代中國反帝運動的親身經歷，使朗寧對此有更多切身的體會和理解。
朗寧對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理性認識就是源于上述理論基礎。他認為，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抓住了中國革命的實質，通過土地改革爭取了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用中國方式解決了中國的問題”，這就注定了共產黨有雄厚的力量源泉。蔣介石卻從來沒有理解或同意中國需要這種土地革命，他要保持的是中國的儒家傳統，用國民黨的獨裁政權取代過去的軍閥政權。因此，即使面對美國的壓力，蔣介石也始終拒絕任何改革，這造成在政治上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經濟上國統區人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軍事上失去了中國老百姓的支持，最終在內戰中被解放軍一舉打敗。在中國革命勝利前夕，朗寧認為，即使有美國的援助也挽救不了國民黨失敗的命運。1949年2月，他在一封信中曾寫道：“中國現在革命勢力正猛，世界上任何東西都無法阻擋。即使美國動用所有軍事力量(謝天謝地他們也沒機會)，也只能推遲一下革命進程。中國農民正在最勇敢、最明智、最富有政治和軍事活力、最有理想、最果斷的人領導下向前進?！闭腔谶@種認識，朗寧對國共兩黨的官員、國統區和解放區給予了截然不同的評價并同戴維斯大使一起主張加拿大政府對后期的中國內戰采取“不干涉”政策，充分表現了他持有的現實主義態度。
新中國建立后，朗寧再次從現實主義立場出發，認為加拿大早日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明智之舉。他積極建議政府在“承認”問題上采取主動。他所經歷的中國新舊社會對比使他堅信中國共產黨通過發動農民進行革命最終結束了內戰，為中國人民建立了真正的“太平天國”。新政府廉潔、高效率，受到全中國人民擁護，加拿大政府沒有理由懷疑它的前途。懷著這種美好愿望，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他同中國政府官員保持了密切聯系，直到他最后離任。對當時阻礙西方國家承認新中國的中蘇關系問題，朗寧根據自己對中國革命的理解和長期以來的經驗認為，中國共產黨完全是獨立地領導了中國革命，而不是蘇聯的附庸，而且中蘇之間始終存在矛盾和分歧。西方國家如要阻止蘇聯在中國的滲透擴張，其上策應該是發展和擴大同新中國的政治和經貿關系，如果采取敵對政策不但不明智，而且會有損于遏制蘇聯的戰略方針。
針對美國的反華政策，朗寧提出尖銳批評：“多年來美國對中國的多數分析一貫不正確。大部分美國人除圍繞中蘇關系考慮問題外，很難發現中國的真正問題?！彼J為是美國自己最終把中國推進了蘇聯的懷抱。新中國成立后，加拿大政府幾次欲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問題上采取實際行動，與朗寧的觀點和努力是分不開的。
有的學者指出，由于加拿大政府沒有及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致使朗寧深諳中國國情的才華和與中國領導人的私交被白白浪費掉了，這一時期整個西方國家與中國發展友好關系的時機也由此被斷送。這種看法雖然不一定完全符合實際，但卻充分肯定了朗寧的影響和作用。
朗寧不僅對中國革命具有深刻的理解，而且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有著極為深厚的感情，正是這種感情的聯系，使他終身都在關注著中國的前途和中國人民的命運，關注著中加關系的進程，中國大地上發生的一切事情都與他緊密相關。據傳，朗寧常與中國兒童開玩笑說：“我是中國人，我出生在中國，只是在加拿大住的時間太長，以致看起來更像加拿大人了!”
朗寧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中國人民將永遠懷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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