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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正當傳教活動開始展開時，傳來了英國內地會的抗議聲。英國內地會是英國基督教在中國的一個傳教組織，它較早地進入了河南省，80年代末在周口和社旗兩個城鎮建立傳教站，并有意向豫北發展。該機構的領導人戴德生(Husdon Taylor)于1889年寫信給加拿大長老會海外傳教總部，說他們已經進入河南，“正在取得經驗……將在適當的時候把河南的大門完全打開，因此不希望有不明智的蠢舉推遲這一天的到來”。豫北差會得到消息后，決定派季理斐和古約翰兩人于1890年去上海參加第二屆基督教在華傳教士大會，并與戴德生進行談判。大會即將結束時，他們進行了第一次談判，沒有取得結果。在第二次談判之前，季理斐專門向一些有經驗的傳教士請教。談判開始后，他向戴德生指出：河南有九個府城，目前沒有一個被傳教士所占領，為什么兩個差會要集中在兩個府城進行爭奪?河南省有六個府城位于黃河以南，更接近內地會的傳教站和在湖北漢口的基地，內地會應設法在那里立足，而長老會的目的地只占河南版圖的五分之一。季理斐的陳述說服了戴德生，內地會放棄了彰德府和衛輝府。在談判中，季理斐還提出長老會可以不在豫北的懷慶府城(今沁陽市)設置傳教站，只是后來又將勢力發展到那里。季理斐在這次談判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為豫北差會排除了來自其他教派的干擾。

    在第二屆傳教士大會上，季理斐得知在華傳教士及隨行夫人已有1295人，各省各教派的華人牧師達209人，助手1300人，教徒37287人，教會組織520個，感到倍受鼓舞。同時，他對自己的差會在河南尚未打開局面而深感憂慮，回來后便全身心投入到傳教工作中。1890年10月，彰德府內黃縣楚旺鎮的一位糧食商人因經營不善而破產。為養活30口之家，他不顧輿論的指責，愿意以一年60萬銅錢為條件，將帶有三個院子的20間房屋租給傳教士。季理斐與之談判，三天后簽定合同時，租金下降了一半。這樣，豫北差會在河南有了第一個立足點。

    當地群眾并不歡迎傳教士，季理斐也注意謹慎行事，以免惹起事端。然而一天傍晚，他散步穿過一片墳地，被群眾認為是“外國鬼子故意破壞風水”，一時間驅逐傳教士的呼聲四起。不久，當地鄉紳指使一些人沖擊了季理斐和其他傳教士醫生的房間，搶走了部分錢財和書籍。季理斐告到內黃縣衙，縣令懾于楚旺鄉紳的態度不敢嚴肅處理，只追回五分之一的東西。季理斐為此事去了天津，要求英國駐華公使(當時加拿大在大英帝國內尚未取得外交權)向清政府直隸總督李鴻章上訴，三個月后事情得到了處理。1891年1月，當地官員與傳教士協商達成了賠償協議，規定除找回財物外，還賠償白銀1400兩。在其他地方，類似事件的處理需要等好幾年，楚旺事件處理如此迅速，據說和李鴻章相信西醫有關。1892年，季理斐又和其他傳教士在衛輝府境內的新鎮建立了教堂和診所。◆◆◆◆◆

    傳教局面雖初步打開，但面臨不少困難。季理斐來華前，曾從書上看到“河南是中國的花園”，來到后卻發現是另外一幅景象。河南省不但貧窮落后，災荒不斷和疾病流行，而且絕大多數人是目不識丁的文盲。季理斐和其他一些傳教士出身農家，尚能適應中國的鄉村環境。他們外出布道大都靠步行，早出晚歸。1894年上半年步行了1625英里，平均每天步行29華里，最多時一天可步行近百里。但是，人們對“洋教”的仇視，使季理斐等傳教士面臨著很大的危險。1892年，中國南方曾發生幾次教案，一些傳教士被殺。在豫北，盡管群眾知道清政府允許外國人在華傳教，但仇視態度始終存在。人們四處傳說傳教士醫生用孩子的眼睛和內臟制作西藥，用人皮制作雨傘，喝了傳教士的茶水要嘔吐十幾天等。當地百姓采取施暴于個人、搶奪財產、張貼標語和孤立華人教徒等方式，反對“洋教”的傳播。

    面對困難，季理斐沒有氣餒。他堅持采用美國傳教士倪維斯所倡導的方法，親自講道，很少雇用華人助手。當他不能外出布道時，便組織《圣經》學習班。1894年12月，有14人參加了楚旺的查經班，24人參加了新鎮的《圣經》學習班，學習費用均由個人承擔。1894年底，豫北教會共吸收了14名教徒，另外還有不少慕道友。

    為了消除文盲以便吸收更多的人入教，季理斐于1895年在楚旺招收了幾名男童，利用業余時間教他們習文識字。加拿大長老會海外傳教總部擔心會增加開支，以未經允許不得擅自開辦學校為由令其關閉。季理斐回答說，這不是真正的學校，因只利用他的住所辦學，一年的費用才八元，但它最后還是被關閉。兩年后，季理斐又辦了一個類似的識字班。

    1894年1月，彰德府城外突然貼出一張告示，稱外國傳教士有權在城內傳教，要人們不要把他們當作敵人。這是豫北差會通過英國駐華公使館與清政府進行交涉的結果。告示貼出后，有13人愿意為傳教士進城提供房產上的幫助。為了防止染上流行疾病，季理斐通過一位姓王的華人助手在北關城外租得兩畝宅地。合同規定，宅地和房屋的租期為50年，350兩白銀租金一次付清，期滿后退回。房子的主人之所以采取這種方式是因為不愿意將財產永久地賣給外國人，另外也是為了省下向官府交納的財產交易稅。1894年10月，合同正式簽訂，豫北差會在河南的大城市有了立足點，實現了第一個目標。彰德府是河南北部的門戶，豫北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之一，在這里建立傳教站，標志著長老會的傳教工作有了一定的進展。

    至1900年，加拿大長老會在豫北已有傳教士26人，建立了三個傳教站，吸收教徒82人。在十年的發展中，季理斐發揮了較大的作用。一個原因是他只身前來，無妻子兒女的牽掛。而更重要的是，他能講一口流利的漢語，在布道和與當地人打交道中，總是離不開他。

    (三)努力學習漢語，編輯漢英詞典

    所有來華傳教士都必須學習漢語，季理斐也不例外。與其他傳教士不同的是，季理斐學習努力，且尤具語言天賦，漢語掌握得比他人更快些。據古約翰回憶，季理斐一到達龐莊，就立刻開始學習中文。中文版本的《約翰福音》書上使用了1230個不同的漢字，季理斐一個月內便全部掌握。有一天，他們準備做一個試驗，看一天能否記住50個漢字，到了中午季理斐就將其準確無誤地記住。他不僅聰明，而且也不害怕講錯漢語受人恥笑。古約翰說：“我們臉皮較薄，不愿讓別人笑話我們出錯，所以學得不快。而季理斐對自己的錯誤笑得比誰都開心。他學習了十個月后就能在街上用漢語布道……一個新詞對他來說就像一個金幣那樣寶貴。來了三年，他的中文教師就說教不了他了，認為他知道得和自己一樣多”。當然，以后一個時期，季理斐仍聘請中文教師，但這些教師感到教他比教中國學生還難，因為他總是不停地提問題。

    季理斐能用流暢的漢語講道，在豫北的聽眾中頗有影響。有一次，他與古約翰一起外出布道，聽眾聽不懂古約翰的話，指著季理斐要求他講，這使古約翰很傷心。季理斐的漢語較其他傳教士流暢，在楚旺、新鎮和安陽租住房屋時，都是他代表差會與房主談判。在一些糾紛的處理過程中，也由他出面與官府和當事人交涉。季理斐能夠用熟練的漢語表達傳教士的意圖和要求，往往獲得比較有利的結果。

    季理斐的語言天賦不久便為差會以外的傳教士所了解，其途徑是通過編輯一部漢英詞典。季理斐最初到達上海時，買到一本喬治·卡特·斯登特(George Carter Stent)編輯的《北京方言漢英詞匯》(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Dialect)。斯登特于1869年以英國公使團陪同人員的身份來華，曾在煙臺、上海、溫州和臺灣等地海關部門任職，1884年去世。他于1871年出版這本詞典，1877年重印。該詞典對包括季理斐在內的來華外國人有很大的幫助，但其中有一些錯誤，尤其是因時間關系未能收入隨中西文化交流而出現的新詞匯，顯得日益陳舊。季理斐決定一邊學習漢語，一邊對它進行修訂。◆◆◆◆◆他在向中文教師學習漢語時，用羅馬拼音和漢字記下每個聽到的生字和生詞，再從斯登特的詞典中找出其含義。然后他要求中文教師說出所有與之有關的詞語，將它們一一記錄，最后再對照詞典，發現其中沒有的詞匯就進行補充。季理斐就是用這種方法進行他的修訂工作，至1895年已補充了相當多的詞語。一位在華北教授漢語的外國人馬特爾博士(Dr·Mateer)得知后，鼓勵季理斐盡快將其出版，這使他受到巨大的鼓舞。1896年2月，季理斐決定停止其他一切工作，全力以赴修訂詞典，他的計劃得到了差會的同意。此后，他夜以繼日，不惜以身體健康為代價，終于完稿，1898年交上海美華書館出版。修訂版將許多陳舊的詞語刪除，補充了新的詞組，總字數超過原版。不過，它仍然保留原名，只注明季理斐修訂。此后，季理斐繼續搜集新的詞匯，不斷出版修訂本。1911年進行了第三次修訂，取名《英華成語合璧字集》，其英文名稱是A Mandarin—Rornanized Dictionary of Chinese。這個修訂版本標明作者是季理斐，但在前言中注明“遵照與斯登特相同的原則”，以后的修訂版將這句話取消。

    《英華成語合璧字集》的內容安排頗具匠心，每頁的左邊是一行行的羅馬拼音，中間是一行行與之對應的漢字和詞組，右邊是用英文作出的解釋。為了使人們聽到漢字的發音后能迅速地從詞典中將其找出，拼音是按字母有規律地排列。對舊詞標上“O”(英文“舊”字的第一個字母)，新詞標上“N”(英文“新”字的第一個字母)，讓人一目了然。為了方便只會寫漢字而不知如何發音的學生，詞典在后面附有部首、偏旁和漢字索引，以供檢索。為了收舉一反三之功效，詞典對每個詞用英文解釋后還在括號里用拼音寫出該詞的同義詞。另外，該詞典還具有橫向參照功能。凡是能在賈爾斯(Giles)和威廉(William)編寫的漢英詞典中找到的詞，季理斐都在自己的詞典中標上它們的頁碼，讓學生可以不必檢索而直接參考這些容量更大的詞典。季理斐的漢英詞典受到人們的關注。喬恩西．古德里奇(Chauncey Gooderich)曾編輯一本容納10587個漢字的漢英詞典，是一位公認的漢學家。他在1899年寫道：“一位未來的漢學家修訂了這部詞典，使之煥然一新。人們首先注意到季理斐花費了巨大的精力將每個詞注上了聲調，使之在這方面幾乎成了權威……它的容量大大增加，有了大量的從各方面搜集來的口語詞匯。它們的定義清楚而準確……在如何使用漢字方面有著大量的解釋和說明。它像馬特爾的《官話集》一樣，應被每一個學習漢語的學生使用。甚至所謂的漢學家，也將在里面發現新的或舊的珍寶，從而喜愛中國語言這個寶庫?！边@部詞典簡明扼要，使用方便。深受人們的歡迎。從1898年至1930年，它一共修訂了九次。第九修訂版共1183頁，后面還附有中國農歷和公歷的時間對照表、中國歷代紀元表和各省的名稱和簡稱等。

    該詞典的編纂，奠定了季理斐在漢語研究中的地位，使之成為少數精通漢語的傳教士之一。更重要的是，他的語言天賦和文字能力得到了傳教界同行的首肯，從而改變了他在華傳教的工作性質。

    (四)廣學會的召喚

    1899年，季理斐從加拿大度假返回中國，途經上海時，受到廣學會總干事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召見。漢英詞典的出版，使李提摩太認識到季理斐在中文和中國文化知識上有相當的造詣。早在1897年，他就曾向加拿大長老會的海外傳教總部建議調季理斐來廣學會工作，此次面談是為了征得他個人的同意。

    廣學會是西文傳教士在華創辦的著名出版機構，1887年成立于上海，原名同文書會，1894年改稱廣學會。該機構的創辦人是1855年來華的英國長老會傳教士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國傳教士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以及美國監理公會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等人創立了同文書會。該會是一個基督教各派別都可以參加的出版機構，受到西方各國駐華使節、在華銀行和商行，以及各傳教機構的支持。其專職編輯人員并不多，但會員不少。1905年有254人，1930年達700人。會長由赫德擔任，總干事韋廉臣主持日常工作。他于1890年去世后，總干事一職由英國浸禮會傳教士李提摩太繼任。該組織一直存在到1956年12月與青年會全國協會出版部和中國主日學合會等合并為中國基督聯合書局。

    廣學會在1900年以前，對中國的晚清社會產生過很大的影響。其宗旨在《同文書會發起書》中講得非常清楚：一是提供較高檔的書供中國較具有才智的階層閱讀；二是提供附有彩色插圖的書籍供中國家庭閱讀。廣學會的創辦者分析了中國的社會后，認為中國人最大的特點是注重學問，尊崇學者，士大夫是清帝國真正的靈魂并將在實際中統治中國。為此，廣學會的工作重點應放在文人和官員身上。李提摩太對廣學會的工作對象作過分析◆◆◆◆◆。他統計到中國有縣級以上的重要文官2289人，營級以上的武官1987人；府視學以上的教育官員1760人；書院教習2000人；派駐各省城的高級候補官員2000人；獲得秀才以上頭銜的文人約60萬人，以其5%為重點計30000人；經過挑選的官吏和文人家庭的婦女兒童以10%計算為、4000人。這樣，廣學會的工作重點對象共44036人李提摩太認為，影響了這四萬多人，就等于影響了中國的三億多人。從這個宗旨出發，廣學會將工作重點置于三個方面：一是翻譯、編寫和出版書刊；二是贈書和售書；三是就社會問題進行征文。其出版的書刊達千余種，其中以宗教方面的書為主，如李提摩太1892年編寫的《傳教定例》，慕維廉1894年寫的《人心交于上帝》和林樂知1897年與他人合著的《耶穌圣教入華的目的》等。此外，也有一些關于自然和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如韋廉臣于1888年出版的《格物探原》，李提摩太于1894年翻譯馬懇西的《泰西新史攬要》和林樂知1896年編著的《中東戰紀本末》等。廣學會的主要刊物先后有《萬國公報》《孩提畫報》《訓蒙畫報》《成童畫報》《中西教會報》和《大同報》，刊載宗教和西學方面的文章。

    李提摩太雖然身為傳教士，但對中國采用西方治國之道頗感興趣，對中國的文化也有較深的研究。他領導下的廣學會，結合中國的實際和圍繞如何變法，大量宣傳西學和西方國家的歷史，并注重對中國文化價值的討論。因此，其一些書刊在近代中國廣為流傳。季理斐在河南時就曾將廣學會出版的花之安(Ernst Faber)的《自西徂東》交給彰德府的一些官員。

    李提摩太還曾親自去北京與康有為、梁啟超進行接觸，推動戊戌變法。他與季理斐會談的時候，中國的變法運動剛剛失敗。李提摩太想讓季理斐相信，假如當時廣學會有更多的工作人員來提高中國對西方的認識，變法運動會有一個不同的結局。他說，變法運動的失敗并不意味著改革運動的終止，廣學會仍有發揮作用的余地，條件是必須擁有更多的富有才能的傳教士。這是他邀請季理斐加入廣學會的主要原因。季理斐關心的是如何加速基督教的傳播。從上海返回河南的路上，他估量了廣學會取得的成就及其出版工作的前景，感到通過書刊，“一個傳教士向一百萬個中國人布道”，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他帶著“這一代實現中國基督教化”的目的來華，經過十年的努力后發現速度太慢。為了加快基督教的傳播，他決定接受廣學會的工作。

    季理斐回到河南后不久，便收到李提摩太寄來的正式邀請函。信中說：“我會委員會得知你負有極具語言天賦的盛名，指示我寫信問你是否愿來上海幫助工作，條件與林樂知和我一樣，即當你為所有傳教組織工作時，仍與河南長老會保持聯系，并由他們支付工資”。季理斐把信交給了豫北差會，差會研究后提出了四條反對理由：“第一，豫北差會尚未度過創建期，無法出讓這樣一位有經驗的合格人員；第二，季理斐非常具備與文人和官府打交道的能力，這種交道將越來越多；第三，在彰德，季理斐能夠在從事文字工作的同時為差會服務，但在上海他卻無法這樣做；第四，面對幅員遼闊的河南和因故失去了不少傳教士，我們一直在呼吁新的傳教士的到來。因此，出讓一位工作人員不太適宜?！弊詈?，豫北差會決定將是否允許季理斐去廣學會的問題提交加拿大長老會海外傳教總部考慮定奪。

    兩個月后，季理斐向總部陳述了自己愿去廣學會工作的理由。他主要談到自己在語言方面的訓練和才能更適合去那里工作；那里的生活條件較好，可使自己的身體恢復健康；去那里仍然可以對五萬上海人布道。其中，他還對差會提出的可以在彰德從事文字工作的理由進行反駁，指出只有上海才有文字工作所需要的圖書館。與此同時，李提摩太也向加拿大長老會海外傳教總部寫信。首先，他闡述了廣學會的宗旨和圣經書刊出版工作的重要性。他指出，在華從事其他工作的傳教士有成千上百，而從事文字工作的卻不足十人，因此急需加強。然后，他要求該總部準許季理斐轉到廣學會。他說，傳教士各有所長，應當讓季理斐在更適合他的地方工作以發揮他的作用。經考慮，加拿大長老會海外傳教總部終于同意讓季理斐去上海工作，并支付他的工資。季理斐名義上沒有脫離豫北差會，所以該差會將上海視為它的一個分站。

    季理斐得到允許后，于1899年10月赴上海。從此，他在中國的傳教活動轉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五)“多產作者”

    ——在廣學會活動的第一階段

    1899～1911年，是季理斐在廣學會活動的第一階段。

    戊戌變法運動失敗了，但中國人學習西方的念頭沒有消失。義和團運動失敗后，清政府對列強俯首貼耳，各地政府不敢敵視傳教士，甚至大有取悅之勢?！缎脸髼l約》簽訂后，清政府為挽救其命運也宣布一些改革措施，于1905年廢除了延續了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倡辦西式學堂。這樣，西方在華傳教史上的黃金時代隨之到來。傳教運動的發展增加了對宗教出版物的需求量，西式學堂的開辦又使以西方自然科學為內容的教材供不應求，從而為季理斐提供了廣闊的用武之地。◆◆◆◆◆

    季理斐到達上海后，兩天內就為《中西教會報》寫了兩篇文章，隨即著手進行翻譯工作。他與其他成員一樣，在把英文翻譯成中文的過程中依靠華人助手的幫助。他首先將西方的《圣經》等書籍口譯成漢語，由助手記錄下來，然后讓他們根據記錄把口語改寫成文言文，最后再由自己過目定稿。如果發現錯誤和有遺漏之處，他再予以糾正和補充。西方人中文再好，在寫作方面仍有些困難，尤其是用文言文寫作，利用上述方式，不但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而且還能夠避免因出現文字錯誤而引起誤會。最初，季理斐有兩名華人助手，后來增加到四位。他每天早上6點起床，迎來第一位助手，晚上送走第四位助手，然后再從事其他的文字工作。

    這一時期，季理斐的文字工作分為三個方面：

    第一，翻譯和編輯宗教書籍。

    季理斐認為，首先應向教徒提供一本每天都閱讀的書，以激起對上帝的信仰。他找到了安德魯·穆雷的《基督之圣神》(Spirit of Jesus)一書。為了便于中國人理解，他并沒有逐字逐句地翻譯，而是進行編譯和改寫，后來他對其他書的翻譯一般也采取這種辦法。季理斐翻譯成中文的書，從字數上看一般只有幾十頁，最多的可達數百頁?！痘街ド瘛返膬热菔侵v解基督教的基本教義，此書于1901年出版文言文版本，1902年出版了白話文版本。季理斐翻譯的第二本書是加拿大女王大學校長喬治·蒙羅·格蘭特寫的《四教考略》(The World’s Great Religions)，書中將回教、儒教、印度教和佛教的來龍去脈作一概述，并根據基督教的觀點評判它們的優劣。季理斐于1900年將其譯成中文，其目的之一是號召傳教士不要回避人數眾多的中國穆斯林，應爭取他們皈依基督教。為此，其中兩章又以《回教考略》為名出版了單行本。1901年，季理斐翻譯出版了美國華雷斯·布爾耐爾的《基督圣德傳》(Character of Jesus)，宣傳耶穌的道德“圣潔和神妙”。他認為，耶穌的道德觀將對儒家學者產生吸引力，從而對儒教的道德觀提出挑戰。

    這一時期，季理斐還翻譯或編寫了其他一些書籍。它們是：1900年翻譯的亞當的《真道喻言》(Sacred Allegory)、1902年翻譯的布魯斯的《天國釋義》(Kingdom of God)、1903年翻譯的斯道的《真道結實證》(Divine Origin of Christianity)、1904年編寫的《保羅懷道傳》、1907年翻譯的《住在基督》(Abide in Christ)、1908年編寫的《基督傳》和《基督模范》和翻譯的德拉蒙德的《基督教綱領》(Programme of Christianity)、1909年翻譯布魯斯的《訓十二徒真經》(The Training of the Twelves)和沃納的《圣保羅寶訓》(Paulin Theology)，以及1911年改寫P．卡內基·西普森的《基督事實》(The Fact of Christ)等等。這些書均是在宣傳基督徒“道通神人，理貫古今，他教莫匹”和“基督即基督教之根本”的觀點，希望人們相信上帝，信仰基督。

    1900年爆發的義和團運動沖擊了中國的基督教傳播，一些西方傳教士被群眾殺害。為了不讓傳教士和中國教徒喪失信心，季理斐于1901年編寫了長達328頁的《庚子教會受難記》，翻譯了弗德里克·W．法勒的《晦極明生》(Darkness and Down)。后者是一本帶有插圖的小冊子，講述羅馬帝國時期尼祿王迫害基督教徒的歷史。’此外，季理斐還于1902年編寫了《古圣徒殉難記》。他想讓教徒們相信，基督教在歷史上受過很大的磨難，但仍然在世界上傳播開來，目前遭受的挫折也不能阻擋它繼續發展。

    季理斐還編輯了很多有關查經方法和靈修的書籍。1903年他翻譯了安德魯·穆雷的《禱告月課》(Helps to Inter Cession)，要求教徒天天禱告上帝，并為此安排了一個月的祈禱內容作為示范。1909年出版了《查經要求》。此書原是季理斐在南京神道館作的演講稿，宣傳學習《圣經》的好處、學習的方法和要求等。他說：“若天天查經，必定結出許多善果子”。1910年，季理斐翻譯了西德尼·L．奎勒克的《天國振興圖考》(The Growth of the Kingdom of God)。奎勒克是日本的西方傳教士，該書由同志社大學出版。它試圖通過介紹基督教在日本和美國的發展和壯大、“教友善行之進步”和“基督教圣訓感化世界之進步”等，來說明基督教徒的數量在世界上不斷增加，和“入教越久，越能遵守基督的教誨，基督教年代越久，越能感化萬國之心”。

    季理斐還于1905年和1910年分別翻譯了S·D·戈登的《拔劍逐魔》(Quiet Talk on Prayer)、《活水永流》(Quiet Talk on Power)和《欲我何為》(Quiet Talk on Service)。另外，季理斐又翻譯和編寫了一些個人傳記和傳教歷史方面的書籍，以期為教徒樹立學習的榜樣。它們有1906年翻譯的安哥里斯·吉本的《饑餓有?！?Hungering and Thirsting)、1909年編寫的《慕牧師木鐸記》和1911年的《高麗信道紀略》，以及1911年翻譯的H·克雷．德拉姆布爾的《求則得知》(Illustrative Answer to Prayer)等。

    上述是季理斐翻譯和編寫的與傳播基督教有關的書籍，這些書占了他在這一時期出版書籍的大部分，構成他在廣學會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

    第二，翻譯和編寫以西方國家的歷史和自然科學為主要內容的書籍。

    清政府下令推廣西式教育后，要求所有學校設置西學課程，并責成各總督和巡撫選拔人才去外國留學。此前，李提摩太就與基督教教育協會商討，制定了“共同教育計劃”，發表在廣學會年報上并呈送各總督和巡撫。當李提摩太得知山東巡撫袁世凱擬把了解外國作為考察和提升官員的一個標準時，感到為這些官員提供一些西學書籍十分必要。他的這種態度影響到了季理斐，使之相信非宗教的一般書籍也具有價值。

    1901年，他花了一年的時間翻譯了詹姆士·懷特的《泰西十八周攬要》(Eighteen Christian Centuries)。此書長達676頁，講述基督教在世界上傳播的歷史，它上至基督教的起源，下至“上帝在許多國家建立起天國”，長達1800年。當清政府下令推廣西式教育后，這本書在幾個月內銷售1000冊，并很快有了第二版。1902年，季理斐出版了《振新金鑒》，介紹加拿大國家的歷史。該書強調中國應從加拿大的發展中汲取經驗，了解它如何開發資源，改革政府和保障宗教自由。1903年，他編輯了約翰·威斯里的《泰西名人事略》(Noble Lives)。此書由王臻善翻譯，季理斐編輯并作序，介紹了西方14位著名人物，他們有農學家、語言學家、數學家、護士、出版商、制造商和慈善家，還有三位傳教士。．季理斐在序言中說，出版此書的目的是讓人們了解這些人為“上帝而工作”的事跡，從而為欲將成名的中國人樹立起效法的榜樣。1907年，他與人合作翻譯了《大英十九周新學攬要》(Life of a Century 1800～1900)，介紹英國19世紀的科技和文化。季理斐翻譯這些書的著眼點，仍然是傳播基督教。關于《泰西十八周攬要》的翻譯，他寫道：“我們在歷史書中拋下了難以察覺的鉤子，用真理捕捉知識階層。當中國覺醒時，人們將看到歷史的世俗的一面，而我們在此前已經通過描述宗教的真實情景深深地影響了他們。”

    季理斐也翻譯和編輯了一些專門介紹西方科學的書籍。如1902年翻譯波克的《觀物博異》(Universe)，介紹天文地理等知識；同年編寫的《日月蝕節要》(The Story of the Eclips)，解釋日蝕和月蝕發生的原因；1902年出版的《實學衍義補》(Fifty Years of Science)，介紹50年來西方科學的發展狀況；同年編寫的《格致問答提要》(The Reason Why)，介紹一般的科學知識；1910年出版的《天演宗教合論》(Evolution and Religion)，介紹達爾文的進化論。通過這些書，中國人可以了解西方先進的科學知識，但它們毫無例外地把自然和人類的起源都歸于上帝的存在和主宰，說明其出發點仍是為傳教服務。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季理斐得知1910年5月17日哈雷彗星將掠過中國上空時，一方面擔心屆時會引起騷動而影響傳教，一方面想利用這個機會證明傳教會的正確性，便建議廣學會向各教會出版機構呼吁，大量印制和張貼有關哈雷彗星的宣傳畫。結果，郵局等公共場所貼滿了這類宣傳畫，另有幾十萬張銷往全國各地。哈雷彗星到來那一天，傳教會的預測得到了證實，其聲望也由此得到提高。

    第三，進行統計和編輯雜志。

    從1901年開始，季理斐負責兩年一次的中國基督教書刊分類目錄的編纂工作。1907年，他編輯的目錄統計出一萬多種書刊，其中廣學會的出版物占了四分之一。1901年，當《萬國公報》的主編林樂知去美國時，季理斐擔任代理主編。從1909年開始，他開始主編《中西教會報》。該雜志于1891年2月創刊，月出一期，曾有過短暫的?？?。它屬于綜合性刊物，其中翻譯內容相當豐富，涉及哲學、教育、宗教、農業和動植物等。接任主編后，季理斐寫道：“它是中國唯一的面向牧師和助手的跨教會性質的刊物，因此我很高興接受這個任務……這個雜志將開辦社論、圣經注解、查經專論、祈禱生活、布道壇、傳記和故事選登，還有教會新聞等”，表明他決定將其辦成名副其實的教會雜志。同年，他還參與了《大同報》的編排工作。

    1905年5月22日，“基督教在華傳教百年大會”籌委會召開一次特別會議，決定編輯一部著作，對基督教各差會在華的工作進行一次總結。大會將通知寄往各國海外傳教總部，要求它們寄回簡要的書面總結。1906年1月23日，籌委會指定季理斐擔任該書的編輯。由于很多國家的海外傳教總部沒有將材料寄來，他不得不向各國在華差會寫信征集資料。1907年，他在大會召開之前將資料匯編成書，用英文出版，取名《基督教在華傳教百年史》(A Century of Pros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1807～1907)。

    該書的編輯工作完全由季理斐一人負責，從材料的校訂、改寫、壓縮和擴充，到統一體例、擬定標題、編制索引和糾正錯誤等，他付出了極大的精力。此書正文677頁，統計了100多個在華新教差會組織及所屬學校和醫院的情況；附錄100多頁，列有1807～1906年在華死亡的傳教士名單、傳教士傳記書目和中國百年大事記，可謂一部資料大全。1907年召開的“百年傳教大會”對此書給予很高的評價，稱它“極有價值，使100年來關于各差會在華傳教方式和成果的權威性記載大為豐富”。這本書在中國傳教界影響很大，季理斐的名字也因此為各差會所熟悉。◆◆◆◆◆    會后，廣學會承擔起編輯《中國基督教差會年鑒》的任務，主編一職自然落到了季理斐的肩上。他要求聘任一位掌握速記方法的助手，多倫多大學的畢業生弗恩·麥克尼雷小姐從豫北差會趕來。她協助季理斐與各差會聯系，并負責編輯傳教士通訊錄和幫助校對。1910年，《年鑒》用英文出版，正文共31章431頁，附錄41頁，通訊錄74頁。該書受到各國海外傳教總部的歡迎，在一片贊揚聲中，1911年的《年鑒》出版。季理斐編輯《年鑒》直到1914年，此后將其交給1913年成立的中國續行委員會，他只作為編委成員，并為其撰寫文章。

    關于《中華基督教差會年鑒》的意義，季理斐曾寫道：“它給各差會的工作和傳教士都帶來了好處，并成為中國續行委員會的先行者……它也導致了《中華基督教年鑒》的誕生，該年鑒的第一版幾乎完全依靠我們的年鑒而成?！薄吨腥A基督教差會年鑒》的影響不僅限于中國，它還為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許多圖書館所收藏，僅在加拿大就有100冊，從而使西方國家了解到它們的傳教士在華活動的情況。

    這一時期，季理斐除了從事上述三個方面的工作外，還從事布道等其他活動。1901年，他成為倫敦圣教公會上海分會的成員和中國圣教書會的成員。有時，他還去上海的一些教堂講道，參與地方教會的組建工作。季理斐的個人生活在這一時期也發生了變化。到達上海五個月后，他與一位名叫伊麗莎白·A．鮑維的英國姑娘訂婚。伊麗莎白是倫敦會的傳教士，兩人于1900年8月3日結婚，1901年8月有了第一個女兒。季理斐夫人從事對上海婦女的傳教工作，并負責編輯兒童雜志。

    1901年，傳教士各差會決定在上海建立“傳教士烈士紀念館”，派季理斐利用回國度假的機會去英國等地進行募捐。1903年12月，他攜妻子和女兒經俄國去了英國倫敦，募得一部分資金。紀念館落成后，“百年傳教大會”在里面召開。此后，季理斐的名字越來越為傳教界所熟悉。1909年初，他的母校諾克斯神學院授予他名譽神學博士學位。同時，他還經常應邀在上海和南京一帶講道。1909年，在朝鮮興起的“宗教奮興運動”傳到中國江浙地區后，季理斐去過蕪湖布道，以堅定教徒對上帝的信仰。同年底，他應邀去豫北進行演講，聽眾中有學生，也有官員。1911年秋，清政府決定在南京舉行全國博覽會，各國在華差會決定利用這個機會宣傳基督教，一個負責制定活動計劃和籌款的委員會隨即組成，季理斐成為其成員之一。他們在博覽會大門的對面建一接待室，在其后面搭了一個容納1500人的大棚。廣學會在里面設置了自己的攤位，銷售《圣經》和展出教會大學和醫院的圖片。季理斐在這期間共進行了11次講演，最后一次是應邀在展覽大廳里進行。他認為在這種場合不宜直接提及基督教義，便以進化是神的創造力和人類的進步為內容講演，迂回地向聽眾宣傳上帝的存在。

    在廣學會工作的最初12年中，季理斐把主要精力用于文字工作，他在廣學會翻譯和編寫的著作主要出自這個時期。12年中，他大約出版了50本書，約占廣學會同期出版物的五分之一，難怪加拿大歷史學家把這時的季理斐稱為“多產作者”。廣學會總干事李提摩太對季理斐的工作倍加贊賞。早在1903年，他就說過：“季理斐和我們在一起后翻譯了這么多極有價值的書，這是我們最應該對他表示由衷感謝的地方，因為許多人若能在一生中翻譯這么多書就已經很了不起了。”

    (六)為加強基督教宣傳而著書

    ——在廣學會活動的第二階段

    1912--1918年，是季理斐在廣學會活動的第二階段。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后，中國逐漸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民國政府宣布實施宗教自由和男女平權等資產階級性質的政策，在思想上造成了一種比較寬松的氣氛。于是，有人主張在中國完全奉行基督教或至少用它改造中國宗教，有人則主張將儒教立為國教，保留佛教和道教的特權，完全排斥基督教。這種形勢既有利于基督教的傳播，也使廣學會感到自己的工作可能要受到影響。為此，廣學會制定了工作的具體目標，即利用書刊加強對中國教徒的影響，使之進一步了解和相信上帝的聲音，團結合作，將基督教運動推向新的高潮。

    季理斐完全贊同廣學會的上述政策，從他1917年在《教務雜志》上發表的《傳教為中國文字工作的準備》一文中，可以看出這一點。在文章中，他論述了文字工作的具體目標：一是消除偏見，為基督教開辟道路；二是與非教徒建立良好的關系；三是向各社會階層講解福音；四是求助于良知和心靈，讓人們接受基督教；五是用基督教真理潛移默化地影響中國社會；六是教誨所有教徒。隨后，季理斐進一步論述了重視文字工作的理由。他主要談到：以新學校和新思想為特征的時代要求充分利用各種出版機構為它服務，但回國留學生領導下的“儒教”復興運動和帶來的西方不可知論使基督教的傳播受到阻礙；中國教會的成長使之有了自我意識和提出問題的能力，以致以往的通俗書籍已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

    基于上述情況，季理斐在這一時期采取了如下措施：

    首先，他將前一時期翻譯的主要書籍改寫成白話文，以便于文化程度不高的人閱讀。

    其次，出版了一些新書。季理斐首先翻譯和編寫了一些小冊子，宣傳基督教的倫理道德觀在社會各個方面都會產生作用，借以反對將儒教列為中國的國教。1912年，他翻譯了詹姆斯.斯道科的《基督倫理標準》(The Ethic of Jesus)。該書的特點是摘抄《圣經》中有關倫理道德的詞句，然后進行詮釋，內容涉及福音與仁義、罪惡與改悔、效法基督、愛上帝、愛人和愛家庭等等。1913年，他翻譯了阿瑟·史密斯的《青年興國準范》(Uplift of China)，供青年人閱讀。1913～1914年，季理斐親自擬定題目，組織他人編寫了一套叢書，其中包括《有求必應》．《基督教與教育之關系》《基督教有益于民國》《基督教與家庭關系》《泰西法政助力》和《健全國民之友助》等小冊子，進一步詳細宣傳基督教具有促進教育、尊重人權和女權、移風易俗和利國利民等功效。

    與此同時，季理斐仔細察看了各教會出版機構的出版目錄，發現“許多書只是帶有博物館的特征，而沒有生動地介紹《圣經》”。他說：“福音從來沒有陳舊，但對它的解釋必須是萬古常新”。為此，他在《圣經》和靈修方面編輯了《真道叢刊》叢書，其中有1914年出版的《禾道啟示論》、1915～1916年出版的《圣靈論》《重生論》《天國論》及1916～1917年出版的《論惡之始終》和《基督傳》等。另外，季理斐還翻譯了一些書籍，有1914年羅伯特·斯比爾的《基督大綱》(Principle of Jesus)、1917年J．H．布魯克的《妙哉受苦》(The Mystery of Suffering)、1918年馬漢的《出暗入光》(Spiritual Autobiography)、J．斯道科的《論耶穌而不復活》(Trial and Death of Jesus)和W．J．邁克耐特的《理想之民國》(The Ideal Republic)等。

    在出版的新書中，最為重要的要屬季理斐與他人合譯的《圣經辭典》(Bible Dictionary)。季理斐認為，中國教會的發展需要一部內容完整和使用方便的圣經工具書，便將英國海斯丁(Hasting)編寫的《圣經辭典》推薦給廣學會組織翻譯。他在1913年《教務雜志》10月號上發表《廣學會將推出一部圣經新辭典》一文，談到了翻譯該辭典的原則。他說，這部辭典原不是為中國人寫的，有些地方不適合中國，加之包括牧師和助手在內的華人教徒的文化水平不高，因此在翻譯中將有所取舍，做到既不失其“現代派”觀點的特征，又容易為中國人所理解。經過三年的努力，這部長達一千多頁的辭典于1916年問世，參加翻譯者有三十多人，季理斐負責《圣經辭典·新約部分》的翻譯和組織工作，并校對全書和編制索引?！妒ソ涋o典·舊約部分》由瑞思義(Hopkyn Rees)組織翻譯。該辭典刪除了原著中“唯理論和令人疑慮”的內容，加進了許多與中國有關的條目，如中國古代祀祭、佛教、“儒教”、道教、回教、基督教與社會主義、基督教與國家等等，目的是讓傳教士通過中文資料了解一些中國的文化。

    該辭典的出版受到中國基督教各教會的熱烈歡迎，在出版之前就征訂到4000冊，第二年又重印數千冊。值得一提的是，海斯丁的觀點在當時的基督教中屬于比較激進的現代派，主張對《圣經》的解釋應隨時代變化和發展。辭典出版后不久，就受到一些堅持原教旨主義的傳教士的指責，加拿大長老會海外傳教總部也表示不滿。對此，季理斐解釋說：“該辭典使中國人第一次知道西方多數人實際持有的觀點，他們問我們為什么以前不告訴他們……學生們所懷疑的是那些已被廢棄的觀點，而原教旨主義并未被觸及……經我們翻譯的辭典與原版本相比，已經相當保守……學生們正在覺醒，我們必須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北Ｊ嘏傻呐u沒有阻止該辭典的流傳，人們甚至在東南亞國家的華人社會中也能見到它。

    最后，為了實現在中國大量宣傳基督教的目的，季理斐主張各教會出版機構之間進行合作。為此，他著手建立了一個新聞機構，將廣學會的文章提供給中國各大報刊。1914年，有一百多家報刊刊登了廣學會的文章，一些文章后來還出現在香港和朝鮮的報紙上。商務印書館為感謝廣學會在這方面提供的幫助，于1914年向廣學會贈送了200元錢。

    這一時期，季理斐仍兼做一些其他的文字性工作。他除了主編《中西教會報》以外，還一度編輯《大同報》，并擔任《教務雜志》的編委。他還是倫敦圣教書會董事會的成員和中國主日學合會董事會的董事，同時還為中國續行委員會下屬的文字委員會工作。

    在非文字工作中，影響最大的是季理斐對學生的講演。民國建立前后，許多留日學生歸來，帶來了一些非基督教的激進觀點。教會擔心它們會影響基督教的傳播，便在中國續行委員會的領導下掀起一個以學生為主要對象的“神學推進運動”，季理斐再次加入了去外地布道的行列。當年秋天，他去了杭州，在一個星期天的下午以《基督教與社會關系》為題對500個學生演講。1915年，他赴河南開封講演了三場。在講演中，他避免提及政治事件，而是利用基督教在歐洲廣泛傳播的事例，以及從中國教會中尋找到的證據，證明基督教的力量。此后，他去了衛輝，以《基督教與民族主義、社會進步和個人生活的關系》為題進行三次講演，聽眾除學生外，還有軍政要人和商人。此后，季理斐去了彰德、懷慶、道口和武安等地。在整個過程中，他用漢語講演了33次，用英語講演一次。從河南回來后，他又去了杭州、漢口和蘇州等地進行演講。季理斐操一口流利的漢語，配戴一副眼鏡顯得溫文爾雅，風度翩翩，因此很容易打動聽眾。他自己也感到講演很成功。◆◆◆◆◆

    總的看來，季理斐在這一時期的工作重點仍是文字宣傳工作，由于一部分精力用于將文言文譯本改寫成白話文和編輯、翻譯大部頭的著作，出版的書籍數量較少，粗略統計有二十多本，約占同期廣學會出版物的十分之一。從內容上看，它們幾乎全都集中在宗教方面，這一點和廣學會出版內容的變化相吻合。民國建立后，由于其他出版社出版了許多有關自然和社會科學的書籍，廣學會越來越注意宗教書刊的出版，其他書籍明顯減少。

    (七)晉升廣學會總干事

    ——在廣學會活動的第三階段

    1919～1931年是季理斐在廣學會工作的第三階段。1915年，李提摩太因健康原因辭去廣學會總干事一職，由瑞思義主持廣學會的工作。四年之后，季理斐接替他，晉升為總干事，時年57歲。擔任廣學會的領導職位后，季理斐決心大干一場，將基督教的文字工作推進一步。

    然而，形勢并不樂觀。李提摩太于1916年離廣學會回英國后，廣學會的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影響。人員不斷減少，財政日益困難。1916年，《大同報》和《教會公報》(原稱《中西教會報》)因無法與眾多的報紙競爭而?？Ｖ袊m行委員會不再讓廣學會編輯出版《中國基督教差會年鑒》，廣學會原先擔負的教材和科學知識書籍的出版任務，這時也轉到商務印書館手中?！妒ソ涋o典》出版帶來的繁榮，只是一時地掩蓋了這一衰落現象。

    季理斐任總干事后面臨的形勢，使廣學會雪上加霜。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后，各種思想流派在中國流行，其中有歐洲資產階級的民主思想，也有美國的實用主義，有無政府主義，也有共產主義。1922年，“世界學生基督教聯盟”于北京成立，隨即在中國引發了一場反基督教運動。在許多城市和鄉村，越來越多的人不相信基督教能夠救中國，轉而信仰其他思想和學說。1925年的五卅事件導致了一場全國性的反帝愛國運動，隨之而來的北伐戰爭，使教會受到一次更大的沖擊。

    面對不利的形勢，季理斐推行基督教的決心始終沒有動搖。他認為，上帝的聲音可以適應這些變化。他于1921年寫道：“我們會從容地面對人們的質問，甚至在教會內也一樣，因為我們懂得歷史。歷史告訴我們，基督教在歐洲曾遇到比這更為嚴重的挑戰，但仍然取得了勝利”?？梢?，這一觀點與他當年面對義和團運動沖擊時的想法完全相同。

    此時，季理斐感到不能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必須著眼于整個廣學會乃至所有教會出版機構的合作和努力。1922年，他在《教務雜志》上發表《二十一年來基督教文字事業之變化》一文指出：“革命使許多書刊過時，而各教會出版機構卻不能以相同的速度補充新的東西……必須堅持為中國的教徒和非教徒提供圖書”。

    如何提供圖書?季理斐認為，首先要調整形式。為適應五四運動后中國出現的白話文運動以爭取更多的讀者，他決定將廣學會的新書全部以白話文出版，并要求注意使用清末以來在漢語中出現的新詞匯。其次是轉移出版對象。廣學會以前注重文人和官員，這時季理斐提出出版的對象應轉向在校的學生。他注意到，1919年官辦學校里的學生已達450萬人，教會學校中還有數萬學生。他認為應讓他們在思想尚未成型之前就受到基督教的熏陶，以便將來成為基督徒。最后，適當出版一些一般知識書籍。面對五四運動后科學在中國的日益普及，季理斐提出應出版一些有關科學的書，以擴大廣學會的影響。

    同時，季理斐還針對形勢，在工作人員和發行工作等方面作出調整。20年代，廣學會一些傳教士相繼退休和去世，加之教會中出現了民族主義思潮，促使廣學會在人員方面越來越依靠華人牧師。季理斐在任總干事的第一個年會上，就任命了三個華人擔任副董事長，任命11個華人為董事，使廣學會董事會的中外成員在人數上相等。1923年，華人董事會成員達到了30人，超過了外國人。同年，廣學會出版了第一個中文年報。1929年，季理斐辭去總干事時，任命華人牧師謝頌羔(Z．K．Zia)和阿爾伯·J．嘎尼(Alber J．Garnie)兩人同為廣學會總干事，自己擔任名譽總干事和行政委員會主席。

    為了讓社會各界購買到廣學會的書刊，季理斐千方百計地擴大發行量。在各報刊刊登新書廣告是一個常用的方法，但需要很多的廣告費。季理斐采取了將新書免費贈送各地一些官員，通過他們擴大新書影響的方法。另外，廣學會還將一些圖書放在紅、黃、藍、白、黑五個不同顏色的盒子里，借給各地的牧師閱讀，以此擴大新書的影響。30年代初，廣學會還與其他教會出版機構建立了聯合銷售網，在書店里同時出售自己和對方的出版物。◆◆◆◆◆

    季理斐還積極呼吁傳教界重視文字工作。他一向認為，各國海外傳教總部對中國基督教的文字工作重視不夠，對它的資助遠不如其他傳教部門。20年代初，他想使廣學會擁有自己的印刷廠，因為依靠美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印刷的書籍在數量上受到限制，而依靠華美書館，價格又太昂貴。因此，他向加拿大長老會海外傳教總部提出建立印刷廠的要求。由于種種原因，這個計劃沒有實現。以后，他又與美華書局談判搞聯合印刷廠，仍未獲得成功。1923年，季理斐領導廣學會制定了以編寫、印刷和銷售為內容的“三項擴展計劃”。為實現該計劃，當年秋天又發起了一個“五年發展項目”，決定籌集八萬多美元用來增加人員，擴大機構，改進出版設施，刊登廣告和贈送出版物。至1926年，已籌集了三萬多元。

    這一時期，季理斐自己從事的文字工作明顯減少。1922年，他將海斯丁新出版的《宗教和倫理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的部分章節譯成小冊子出版。1927年，他向廣學會推薦和翻譯了海斯丁的《基督和福音辭典》(The Dictionary of Christ and the Gospels)，1928年，他出版了《馬太福音》的詮釋，并開始注解《約翰福音》。

    相比之下，季理斐從事的非文字性工作較前增多。他擔任了公共租界教育委員會的主席，每年訪問一些學校。他還任工部局公共圖書館館長和道德健康委員會成員，參加基督教在華傳教士1922年大會的籌備工作。1920年，華北出現了嚴重的災荒，次年初季理斐和夫人一起赴河南參加救災，回上海后仍繼續呼吁各界捐助災民，因而獲得救災委員會頒發的“杰出貢獻勛章”。

    在從事的非文字性工作中，最令季理斐自豪的是在公共租界地購置地皮和籌建辦公大樓，使廣學會的總部遷至市中心。1930年1月的一天，季理斐聽到公共租界地內的博物館路有一家戲院因搬遷而準備出售地皮，急忙召開一個特別行政會議，說服大家同意將其中的一半買下。他說，可以利用“三項擴展計劃”籌集的資金的余款支付購置地皮的底金，其余的款項待出售廣學會現有的房產后再行支付。他計算了一下，說這樣做還可以剩余一部分資金用來在購置的地皮上興建房屋。當時，上海市中心的地皮價格高達每畝10萬兩白銀，季理斐提出的方法確實可行。為什么要遷址?廣學會所在的四川北路，因北伐戰爭期間許多機構遷往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而失去了昔日的繁華。季理斐認為廣學會總部繼續留在那里，不利于發展，而博物館路附近有許多大的傳教機構和中國基督教協進會的總部，廣學會遷址后便于與它們進行聯絡和合作。

    地皮購置以后，季理斐聽取了各界的意見，決定在上面建一座九層大樓。為籌集資金，他向11個國家的海外傳教總部呼吁資助，并得到了香港銀行界的支持，大樓終于在1932年建成。

    這一時期，季理斐在極為不利的形勢下，力圖克服種種困難，領導廣學會為繼續在中國傳播基督教而努力并取得一定的成效。1930年，廣學會董事會對他擔任總干事十年來的工作進行了總結，稱他“在最困難的時刻到來，在他的英明而卓有成效的領導下，廣學會不斷地發展和壯大。到他辭去總干事的時候，廣學會比任何時候都繁榮昌盛，工作人員增加，財政狀況好轉。

    (八)尾聲

    1930年春天，季理斐攜妻子取道英國回國度假，在倫敦小住一年。次年正當他準備去加拿大時，突患中風，住院治療無效，于1931年5月25日去世，享年67歲。在交通不便的情況下，上海廣學會和加拿大長老會無法派代表及時趕到，英國有關教會為季理斐舉行了非常簡單的葬禮。但是，他去世的消息傳到加拿大以后，各地的報紙都進行了報道。多倫多四家大報紙發表了長篇文章，其中《全球郵報》和《多倫多星報》還發表社論，后者稱他是一位“十字軍英雄”。季理斐生前與溫哥華市長老會關系非常密切，該教會的頌詞說：“季理斐博士不僅是一個天才，也是耶穌基督的忠實追隨者。他知識淵博，研究上頗有造詣，工作非常出色。他本可以在祖國較舒服地從事這種工作，但為了上帝他選擇了艱苦的海外傳教道路，把精力和知識全部奉獻給了上帝的事業”。這番話表達了他們對季理斐的敬佩。加拿大聯合教會海外傳教總部的頌詞對季理斐的一生給與很高的評價，稱“他的死使加拿大教會失去了一位從事國際友誼事業的最偉大的使者”。廣學會董事會聽到季理斐去世的消息后，發表紀念文章，稱他那“樂觀的態度、火熱的心腸、和藹的面孔和寬廣的胸懷，尤其為上帝天國的事業獻身的精神，永遠留在人們的心中”。

    可以看出，加拿大和中國基督教會對季理斐給與了高度的評價和贊揚。從宗教角度看，他是受之無愧的。在來華的西方傳教士中，有些人傳教意識逐漸淡薄，更多地從事政治、社會和其他一些活動，有的為歷史悠久而燦爛的中國文化所吸引，將相當的精力轉移到對它的研究上。而季理斐始終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和忠實的傳教士，他對上帝無限崇拜，視基督為神明，不放過任何機會傳播基督教。這是他的第一個特點。◆◆◆◆◆

    來華后，他不能不接觸到中國的文明和流傳一千多年的孔孟思想及佛教和伊斯蘭教，對此，他進行過思考和分析。他來廣學會以后出版的第一部譯著就是《四教考略》。該書第四章《論儒教之得失》，談到“儒教”在中國流傳千年“無異議，必有長處”。他歸結到：一是“儒教”所傳授的先圣賢者的名言至理和修己治人之事，皆有典籍可查，并非憑空杜撰；二是“儒教”主張處世順其自然，不關心死后苦樂，只求天下太平，這些皆適合中國人的心態；三是“儒教”倫理之道，實為至善；四是“儒教”有關律法制度和儀表等，條例詳明?？傊?，“儒教”講究“大一統”，“立定法規使眾人皆遵守”，故為歷代君王所推崇。但是，該章更多論述的卻是“儒教”的“缺點”，他認為“儒教”不知上帝是造物主，因而不知根本，只求枝節。具體表現在：第一，“儒教”將上帝推至極遠之處而無法依靠之，過于自信而不知每個人都有罪，因而不能祈求上帝的原諒和幫助，無法“從至高處追求幸?！?。第二，不知敬服上帝，意志和言行便多不合理，遇事不知遵照上帝的旨意，致使“儒教”的倫理道德觀無法實行，產生了君不君、臣不臣的混亂局面。第三，“儒教”所知者唯古代圣賢而已，它炫耀以往的繁榮，不求精進；儒家學者只知做文章，不重科學。因此，“儒教”無助于社會進化，“導致今日之危局”。

    該書第八章《論佛教之得失》表達了季理斐對中國佛教的看法。他認為佛教國家都不強大，因為佛教既無激發人向上之意，又不講科學，只知經文。他認為佛教在神學上有兩大“缺點”：一是“只知佛祖，不知佛光之外還有上帝更高的智慧”。其說教只有輪回不已，因此不依靠自己，更不依靠上帝，也無法與上帝交流。二是“不知自己有罪，不知求得上帝寬恕”。佛教只知禍不可免，一切皆由因果關系使然，因而無法勸人改惡從善。其勸人修行進入涅磐，只不過是顧己不顧人的利己主義。可見，季理斐對佛教并無好感。1911年，他極力反對李提摩太將中國佛教的書籍翻譯成英文介紹給西方國家，兩人關系曾因此而一度緊張。只是后來他在翻譯《圣經辭典》的過程中態度有所改變，認識到佛教在中國社會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這里，我們不去評說季理斐對儒學和佛教的認識是否正確，只是想指出，在他眼里基督教是世界上唯一的救世宗教。有了它，人們生前可以追求幸福，推動社會進化，死后可以升入天國。

    后來，隨著對中國文化接觸的增多，季理斐的態度有了轉變。他在《教務雜志》1923年10月號上發表《中國環境對外來信仰的影響》一文，談到中國傳統的文化對外來的佛教和伊斯蘭教產生過影響，那么“儒教”和佛教也不可避免地對基督教產生影響。他寫道：“中國有自己偉大的文化……基督教一直承認它們的價值并隨時準備重新對其進行評價。這些價值將融合到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中”。他說自己感到佛教的“玄想和默感到神的存在”這一點，已影響到了中國的基督教。在文章里，他表示同意一種權威性觀點，即認為中國文化在下述方面可能對基督教有所貢獻：(1)有助于發揮基督教對家庭維持的作用；(2)將加深基督教對生活的影響；(3)佛教和“儒教”將加強基督教的祈禱生活和促進教徒的思考，使之與上帝的交流勝過對上帝依賴的思想；(4)將減少基督教流派的存在而信仰基督本人。

    當然，季理斐寫此文的目的并非想說中國文化將改造或融合基督教，更不是要人們放棄基督教。他的用意是想通過說明基督教在傳播中要因時因地而易，號召傳教士在正視這一特征的前提下堅持不懈地努力，以實現“這一代使中國基督教化”的目標。

    與李提摩太相比，季理斐最大的特點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基督教的文字宣傳上。他的書中也有宣傳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內容，但都是直接或間接地為傳教服務。試以《天演宗教合論》為例作一分析。達爾文的進化論傳到中國后，引起巨大的反響。為防止它阻礙基督教的傳播，季理斐將兩個問題合在一起論述，試圖將科學納入基督教的體系。他在序言中開宗明義地說，將天演論視為宗教之敵是一種謬論。然后他分章介紹了進化論與科學、種原、化學和規律等之間的關系。他得出結論說，科學家無法證明地球上為何突然有了生命，生物為何在一定時期突然有了知覺和思想。因此，解釋上述疑問離不開“星氣學”，也離不開上帝。他認為天演論的要義有三：“一是生物機體由簡趨繁、宇宙由樸入華……詳考萬物發生之次序，無不在顯上帝之化工……二是世界成立，漸臻完備，其構成之法必有預定之者……三是天演之能力，常令低級各物遷升不已……觀此三事，上帝創造世界之理可了然矣。今之格致(指科學?！髡咦?……日新月異，唯此三要義貫徹其中，愈究愈明，是為天演學之真詮。”

    季理斐的這一觀點，實際上反映了當時基督教會對科學的態度：即在一些現象日益得到科學的證實的情況下給予承認，但力圖證明自然界的一切無一不是由上帝創造，無時不是按照上帝的安排存在和發展。因此，人們應當相信科學，但更應該相信上帝。◆◆◆◆◆

    由此可見，季理斐時刻在宣傳上帝無處不在，無所不能。他認為，從治國安邦到推動社會進化，從維持道德到促進教育，從尊重人權到追求幸福，只要信仰了上帝，一切都可以實現。正是基于這一思想，季理斐對20年代在中國出現的各種思想流派均持排斥態度。事實證明，基督教不能救中國，可季理斐卻始終沒有認識到這一點。然而，從得到的材料看，他的態度來自宗教觀點，并無政治色彩。

    從活動內容上看，西方來華傳教士分為兩種，一是主要從事神學工作，二是為擴大基督教會的影響而主要從事醫療、教育等社會工作。季理斐屬于第一種，并且將主要精力放在基督教的文字宣傳上，而不是從事布道和組織教會。這是他的第二個特點。

    季理斐在廣學會工作達30年之久，著述頗豐。其中，他編寫的《基督教在華傳教百年史》和《中國基督教差會年鑒》、翻譯的《圣經辭典》和《基督和福音辭典》，在中國等國家的基督教會中產生了很大影響。他通過翻譯和編寫大量的基督教書刊，系統地向中國介紹了《圣經》構內容、基督教的神學思想和道德觀點及其傳播歷史等，從各個角度促使一部分中國人相信了基督教。這一作用，在識文斷句的知識分子身上表現得更加明顯些。

    與此同時，季理斐出版的中文圣經書籍也是西方傳教士得心應手的傳教工具。他們可以從中找出內容精彩、語法正確的段落和句子，直接加以運用?！妒ソ涋o典》中增加的有關中國宗教等方面的內容，可以使傳教士在學習中文《圣經》的同時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做到“知己知彼”。這是該辭典大量發行的原因之一。

    季理斐在廣學會的最后十年中，以總干事的身份領導廣學會繼續保持其在華最大傳教出版機構的地位，充當了基督教運動的有力助手。

    總之，季理斐在廣學會實現了他“一人對100萬人布道”的愿望。他雖然不是地位顯赫的教會領導人，但其文字宣傳工作極大地推動了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因此，他在加拿大乃至所有西方國家在華傳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季理斐反對西方列強瓜分中國，一定程度上同情中國人民反對西方國家的剝削和壓迫，這是他的第三個特點。

    1900年，鎮壓義和團運動的八國聯軍進駐北京。10月31日，在上海的基督教聯合會召開會議，討論應如何處置中國。季理斐發言反對瓜分中國。他談了反對瓜分的理由：一、政治上，歐洲各國不可能在瓜分問題上達成協議。他指出，中國的面積和財富將成為和平劃定勢力范圍的障礙；中國擁有幾億人口并具有異族特征，其財富難以估量并且團結一致抗擊外國人，這一切會使西方國家在瓜分之前遲疑不決，瓜分也不可能成功；即使一些歐洲國家在瓜分問題上能夠達成一致，用武力占領一些地區后再進行和平統治，但由于任務之艱巨，哪一個國家也不愿承擔；即使所有國家能和平地占領自己的勢力范圍，各國之間的沖突也將一觸即發。二、商業上反對的理由是，西方商人認為瓜分意味著在中國更大的范圍內敲起門戶開放的喪鐘。西方商人不希望中國保護關稅，事實上瓜分后鐵路和礦山的出現將促使中國工業的增長，其廉價的勞動力會使之從一個消費國轉而成為出口國，反過來向歐洲出口商品。在那種情況下，中國提高關稅將無法阻擋。三、傳教方面反對的理由是，各國將在自己控制的地區反對其他教派。就整個中國而言，瓜分對傳教有六種危害：(1)瓜分將使中國人更加排外；(2)基督教與政治的聯系將深深地印在中國人的頭腦中，使之堅信傳教士的目的是為瓜分和掠奪開辟道路；(3)中國教徒將被指責跟從外國人，充當賣國賊；(4)懷著不良動機入教的人將會增加；(5)教徒將不可避免地依靠各國政府；(6)中國將不可能建立一個全國性組織。四、道義上反對的理由是，瓜分不符合道義。季理斐認為，這是最令人信服的理由。他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這一點。他說，中國猶如一位馬車夫，讓西方國家搭上了自己的馬車，但這些乘客所付的車費卻是中國人不愿意接受的商品和鴉片。

    在反對瓜分中國這一點上，季理斐代表了上海多數傳教士的態度。這些人反對瓜分中國的出發點各有不同，從上述季理斐的發言中可以看出，他主要出于對傳教的考慮和正義感，而不是像有的傳教士那樣為西方國家奴役中國服務。

    季理斐還對20世紀初加拿大政府實行的排華政策表示不滿。1907年，當加拿大勞工部部長麥肯齊·金訪問上海時，季理斐將他請到家中，要求他說服加拿大政府放棄對中國移民征收人頭稅的政策，改為實行限額制。后來，他又號召加拿大教會向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允許中國留學生赴加。

    20年代中期，中國興起了反帝愛國運動。季理斐對中國人民要求廢除西方國家迫使清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表示同情。他贊成廢除租界地，不想讓傳教士的各項權利置于不平等條約的保護之下，而希望這些權利是由擁有主權的中國政府所賦予。他要求傳教會不要批評中國人，而要與中國教會合作。他認為，中國在消除了西方對它的歧視和不公平的待遇后，民族主義和排外浪潮就會減少。這種態度，與一些傳教士對中國人民的正義要求橫加指責，甚至敵視的態度，形成鮮明的對照。

    季理斐希望看到中國強大，“在世界大家庭中擁有平等的地位”。在宗教方面，他贊成教會及其出版機構中國化。他不僅使廣學會向著這個方向發展，而且還調解豫北差會與當地中國人教會的矛盾，勸其按照海外傳教總部的要求，將權力交給中華基督教會河南分會。他還主張中國基督教各派別實行聯合，團結在一個由中國人領導的全國性教會中。這些主張，受到了中國教徒的歡迎。

    總之，季理斐同情中國遭受西方列強侵略和壓迫的境遇，對中國人民有一種友好的感情。這一點使之與一些在傳教的幌子下暗中從事侵略中國活動的傳教士截然不同。

    季理斐對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出了貢獻，這是他的第四個特點。

    除了促進基督教在華傳播外，季理斐翻譯和編寫的有關西方科學和歷史的書籍，也有益于中國人了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和文化，客觀地對中國的近代化進程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他編寫的漢英詞典，也有助于西方人士學習中文和了解中國的社會和文化。

    上述一切，使季理斐成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加關系史上的一位具有影響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