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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德爾•麥克勞德—追念和思考


發布日期：2010年08月15日

　　　　　　　追念和思考

　　　　　　　　　　　溫德爾•麥克勞德

　　當我敬愛的益友諾爾曼•白求恩逝世四十周年之際，我不禁回顧他的一生，探討那影響他的發展和形成他的高尚品德的各種因素，追念他所走過的坎坷道路。我常愛把諾爾曼•白求恩的生平比作一株歷劫偶存的樹苗，在移植到了一個嶄新的環境之后，終于長成為花果紛披的參天大樹，簡直就象一曲神話。相熟的人總是把這樹看作“美麗的象征——永恒的喜悅”而長留胸臆。
　　讀了以上的這段話，人們難免要問一問這樹的萌芽過程如何，它扎根發育的土壤如何，它的風雨歷程又如何。我執筆時深懷著近半世紀來人們對他的共同情感；我將談到他發展的根由和環境，以及為了適應新的形勢，他在性格方面經歷了何等的變化。我還要附帶提到以他的名字命名、以他的業績為楷模的一所加拿大學府的情況。
　　二十年前，加拿大第一大城多倫多市以北幾公里外興起了一所全國規模最大的新型學府，約克大學。全校有全日制和半日制的學生各一萬人。它象英國的某些大學那樣采用學院制，各學院各有專業和特選的研究項目。校舍足以容納數百以至上千名學生，包括寄宿生。1971年這所大學創辦了它的第七所學院。這個學院何以命名呢?大家提出了十位候選人的名字，而絕大部分學生投票贊同以諾爾曼•白求恩大夫來命名。白求恩學院對社會科學特別關心，著重于用社會科學來解決第三世界發展中的問題。1974年1月，學院新落成的大樓里舉行了正式的命名典禮，這是在“中國周”里舉辦的為時三天的會議的活動之一。到場的有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參贊，亨寧•索倫森和已故的黑曾•賽斯；后兩位于1936—1937年西班牙內戰時期曾在白求恩大夫組織的輸血站工作過。
　　這個學院除了舉辦專題講座和討論會之外，每隔一、二年都要舉行一次大規模的會議來研究與白求恩有關的議題。在1979年4月5—7日舉行的白求恩討論會上，有十八位講演人和一百多名教授和學生一起討論了涉及醫學政治學的種種問題。我的報告著重介紹白求恩和他對二、三十年代保健和醫療問題的見解，以及他所采取的相應措施。在準備講稿的過程中，我又多次沉浸在往日我所親歷的那種激動、喜悅、振奮的心情之中。
　　近年來，每當我看到白求恩學院大墻上的“白求恩”這個名字時，看到加中友好協會舉行白求恩電影放映會的海報時，特別是當我走過或駕車駛過聳立在蒙特利爾白求恩紀念場上的那尊美麗潔白的塑像時，我的內心不禁交織著驕傲、感激、贊嘆，一種深情簡直無法形諸筆墨。
　　諾爾曼在蒙特利爾工作了八年(1928—1936年)。我引以為榮的是，在此期間能夠和他長年共事。第一階段(1930—1932年)，我們同在醫院里看肺科病，主要是肺結核；以后我們在這方面還做過更多工作。在第二階段(1935年12月到1936年9月)，他從政治的角度出發致力于改進我們的醫療制度，創建了蒙特利爾人民保健會。當三十年代的經濟危機之際，醫療制度為人數眾多的失業者和窮人所提供的治療是不能令人滿意的，魁北克省的情況更是如此。白求恩領導的一批醫生、護士、社會工作者和一位牙醫、一二位藥劑師、一位統計學家，對當時存在的問題進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應的建議；他們還就各醫院和診所醫務人員的配備問題，收取診費和藥費的問題，以及改進對病人的服務態度等問題，提出了四種不同的解決方案，分發給醫生、牙醫、護士協會和參加1936年8月省議會選舉的近二百名候選人。然而，新上臺的政府非常反動，因此并無下文。
　　我榮幸地參加過保健會的工作，并和我們的領導人白求恩一起工作到同年10月。當時佛朗哥的法西斯軍隊下決心要摧毀西班牙的民主政府，在這種情況下，他出發去西班牙參加反法西斯斗爭了。我們當中的某些人在“白求恩社會醫療組”一直工作到1938年5月。我們還從事了一項活動，旨在研究五年來一直生活在貧困線上的二十五個家庭的營養問題，并且把蒙特利爾的貧、富之家和小康之家的男孩們的體重和身高作了比較。當時，十五歲的富家子弟的身材要比同歲的窮孩子高出十二厘米，體重偏重近四公斤。◆◆◆◆◆
　　我個人非常感激白求恩大夫的榜樣對我的鼓舞；因為我比他年輕十歲，而我的性格和作風又和他迥然不同。我比較謹慎、保守，遇事時多顧慮、猶豫不決，易于陷入枝節問題。他急功激進，沒有框框，無所畏懼，當機立斷，不拘泥于瑣事。泰德•阿蘭和塞德奈•戈登在五十年代初合著的《手術刀就是武器》一書中，詳盡地介紹了白求恩的生平，特別是他在中國的事跡。從那時候起，我在行動上也變得果斷一些了，我時常喃喃自責：“麥克勞德啊，可別大驚小怪的；象白求恩那樣干起來吧!”
　　緬懷白求恩時使我心情激動的第三個原因是，我對他欽佩和仰慕特甚。他的朋輩都知道，他有時要鬧點小脾氣。他是一個生氣勃勃、富有進取心和自發的創新精神的人，經常有新穎的見解，但在意圖、愿望和行動之間有時產生矛盾，有時態度不免失之粗魯；這一點我在下文中還要談到。他三十六歲那一年得了肺結核，卻又出奇地活了過來。他逐步通過新的生活體驗，“迅速而又真誠地對每一項造福于人類的新的真知灼見和對社會上的各項難題，都作出自己的反應”。對此，我不能不深為贊佩。這還使我更深入地觀察了他的個性、脾氣、舉止。從1935年底直到他逝世時為止，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他表現了“自相矛盾的個性的統一”。
　　這種驚人的變化并不意味著白求恩從此在每一個問題上都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并且都處置得當。盡管如此，中國人民對他是有深刻認識的；他的主要精神表現為對他人的體貼關懷，富于同情，毫不利己，熱情地獻身于他一生中最偉大、最崇高、最有意義的事業。
　　他還有許多值得欽佩的才華。他青年時有過特殊的經歷，森林伐木工人的生涯使他經受了磨練。這些經歷伴隨他逐步地成長為外科醫生，而恰好又為他日后在游擊戰爭的環境中擔任的職責作了充分的準備。
　　最后，正當白求恩有資格就任一項會使他揚名于世的要職的時候，中國的戰局惡化了。他毅然走上了展現在他所選定的生活大道上的另一段歷程。這種歷史的巧合使我贊嘆不已。在西班牙工作之后，如果他再愿意從事胸腔外科，我確知至少有兩位身居要職的美國外科醫生愿意推薦他出任優越的職位。但是他拒絕了；在中國人民最需要他運用他卓絕的才智來為他們服務的時刻，他選擇了和中國人民并肩戰斗的道路。中國人民在延安精神的指引下，于抗擊侵略者的同時開始重新建設社會。也正是在延安精神的照耀下，這朵加拿大的奇葩遂得以勃然而作。
　　青年白求恩是在怎樣的生活環境中生長、成熟的呢?他早期生活的背景有助于他成長為一個多才多藝，不無粗獷卻是十分樸質，充滿創新精神和勃勃信心，對人類極富同情的人。他頗異于北美今日的許多后生；他具有明確的生活目標，有一整套的道德觀念，準備獻身于艱苦工作而義無反顧。他不受“人皆為己”的私欲所支配；他擺脫了那種曲解個性自由，對家庭、鄰人、社會一概都不想盡義務的淺陋哲學的影響。諾爾曼自幼就確立了日后的志向，他要象他的祖父(也叫諾爾曼•白求恩)那樣，當外科醫生；也許還同樣地象他那樣當個藝術家。
　　白求恩的父母為家里三個孩子樹立了高尚的道德標準。他們虔誠地信奉宗教的哲理，其中包括《圣經•新約》中的戒渝：“象愛護你自己那樣地對待他人?！彼麄冦∈氐牧硪恍艞l是：如果路遇長者或有難者請你扶他走一里路，你就應該扶他走二里!白求恩家的孩子們經常對貧病孤苦之家有所饋贈。多年以后，諾爾曼曾在大雪之夜把自己的大衣披在一個在風寒中戰栗的窮人身上，這是不足為奇的。1931年我在維多利亞皇家醫院協助他工作時，有一次我們要病人回門診所去，以便觀察他們對一種新治療法的反應。這時，白求恩知道病人中有幾個苦于負擔長途跋涉的火車費、汽車費，便出錢資助他們。他對他們的困難如此關切，這也是不足為奇的。貫穿著他一生的這種自我犧牲精神，顯然是承襲了他雙親舍己為人的傳統。◆◆◆◆◆
　　在通常情況下，他總是對人體貼入微、慷慨大方，易于相處；特別在孩子們身上，他無不傾注滿腔的熱忱慈愛。這些性格的形成，可能與他幼年時期在安大略省北部邊境的拓荒小城里渡過的生活有關。在當地的印第安人中，那些體格健壯和行動敏捷的伐木工人和水手給他的童年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在醉后爭吵時，往往要“飽人以老拳”，但是他們的心地是熱情的。白求恩十七歲上中學的那一年，從10月起到次年4月，在邊遠的一個伐木工人營地整整當了一冬的伐木工人，另一年也如此。他經常在晚上為沒有受過教育或只受過很少教育的本地工人和移民工人辦夜校。暑假，他又去輪船上當水手。除了這段在野外做工的經歷外，他還當過小販和擔架兵，后來，二十五歲那年，在法國伊普雷的一場驚心動魄的戰斗中負傷而退役。生活經歷使得他在遭受壓力和失望時，常在言談舉止中有近似的表現，于是就不免引起加拿大城里中上階層的守陳拘禮之輩的反感了。
　　另一方面，白求恩時或也表現出與上述作風形成鮮明對照，頗如英國士紳那樣的風度閑雅，涵養凝重。他寫過一些好詩；他畫的一幅畫曾在蒙特利爾美術館舉辦的一年一度的新作展覽會上展出。有一兩次，他以外科顧問的身份到維多利亞皇家醫院的病房檢查需作外科手術的肺結核患者時，竟給人留下了一種典型的英國軍官的形象。原因何在?只因他步履矯健，體姿端正，又蓄得一撮軍式小髭，望之威嚴?？墒?，一個有時象假日狂歡的水手，有時又吼著向手下人發命令的人，怎么可能出現這種風度呢?我想它可能反映了他復雜的人生經歷的另一個方面吧。
　　諾爾曼的母親原籍英國，嫁到白求恩家帶來了優雅的傳統。她曾經幾次帶著三個孩子回“故國”去探親訪友。雖然泰德•阿蘭和塞德奈•戈登(《手術刀就是武器》的兩位作者)或羅德里克•斯圖爾特(白求恩傳記的作者)都沒有提出可供研究的資料，來說明青年白求恩受到了多少“舒適、優雅的生活”的薰陶。然而可以肯定，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他在英國皇家海軍當軍醫的那些日子，以及戰后他在倫敦和愛丁堡進修時期，他經常接觸到美術館和芭蕾舞，并且深深地為古老的文明和相應的社交生活所吸引。他正是在這種社交圈子里認識弗朗西絲然后結了婚的。在她身上可能體現了這個北美伐木工人所渴求的那種雍容華貴的氣質；而她可能從來沒有以同情的態度去理解白求恩性格中的其他重要成分，更沒有料到他們的共同生活竟會陷入矛盾重重，終于水火不容的地步。
　　追溯往事，我們可以認為，白求恩一生中幾起明顯地帶有悲劇色彩的遭遇，實際上有助于他之達到偉大的境界。他長期憧憬的外科醫生的名譽地位，恰巧在他肺疾發作和婚變突起之際歸于幻滅。兩年來在底特律取得的外科臨床方面的許多成就看來只不過是春夢一場。他作好了迎接新考驗的準備。他在療養院接受治療期間，一當他意識到自己可能恢復健康的時候，就下決心要掌握胸腔外科的新技術來拯救肺結核患者的生命。根據他在蒙特利爾的長年經驗，他發現人民的貧困加上醫療制度上的失當，竟使他的外科術無用武之地——它對肺結核患者收效甚微，也往往為時過晚。從此他轉向研究引起經濟危機和貧困的社會痼疾。這期間，他訪問了蘇聯；進行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良心上的自我反省”，并終于加入加拿大共產黨，使他那種不甚協調的個性在內心深處一體化了。他并沒有放棄他的許多愛好，只不過是按其輕重緩急重新加以調整而已，其結果，上文已經談到。
　　或問：如果白求恩活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他又將如何呢?老友中有人擔心他是否能安于和平時期協作生活的節奏。但是那些在1936年在蒙特利爾保健會與他共事的人，那些目睹他獻身于西班牙內戰的人，對這樣一位目標明確的人的精神和作風都是十分欽佩的。白求恩從巴甫洛夫的生物條件反映論中得出結論：個人的行為和社會的面貌是可以通過有意識的行動來加以改造的。他在中國的貢獻和所受到的愛戴使我確信，如果今天他還活在世上，他準會同另一位偉大的外國醫生馬海德一起，在毛主席、周恩來總理、聶榮臻將軍和其他中國同志的領導下，欣欣然孜孜然致力于中國的建設事業的。

　　(本文作者三十年代在加拿大蒙特利爾市和白求恩大夫共事多年，參加過白求恩大夫發起的蒙特利爾人民保健會的活動，是《白求恩在蒙特利爾》一書的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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