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還有一個沒有回來（節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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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沒有回來（節選）
克瓦賈· 阿·阿巴斯
編者按：本文作者克·阿·阿巴斯是印度作家，生于1914年。《還有一個沒有回來》一書寫于1943年，記述了抗日戰爭期間印度援華醫療隊的情況。先以英文出版(1944年)，繼之印地文版(1945年)馬拉雅拉姆文(1945年)坎拿達文(1946年)奧銳雅文(1948年)孟加拉文(1972年)出版。充分說明柯棣華大夫感人之深。這里摘譯的是這本書的最后一章。系根據印地文版翻譯，后參照英文版和孟加拉文版作了一些訂正。
巴蘇華去延安以后，柯棣華全力投入白求恩醫院和衛生學校的組織管理工作。現在，他的中國話已經能運用自如，其流利程度并不亞于其他中國大夫。對中國的工作，他越來越熱愛。由于對中國實際情況有了很好的了解，對政治書籍的鉆研探討，使這個有著堅定信念的青年錘煉成為一個自覺的反法西斯戰士。
日本軍隊不可能在華北的所有鄉村建立自己的據點，所以為了保持恐怖氣氛，日本人一年經常不斷地進行掃蕩。在這種情況下，八路軍總部、白求恩醫院和衛生學校就經常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在巴蘇華離開的一個月后，柯棣華就經受了很多苦難：經歷了多少個不眠之夜，持續不斷地行軍，忍饑挨餓，躲避敵人的轟炸。然而他在晉察冀邊區寫給巴蘇華的信中，只是輕描淡寫地提了一下：
“不出所料，在你離開這里的一個月后，敵人開始了‘大掃蕩’。這次敵人來勢兇兇，華北日軍最高司令官親自指揮兩萬軍隊，差不多一個月來我們一直同敵人在周旋……我必須完成第三期學員的教學任務，因之我有點忙碌。昨天舉行了結業式……但是，在這期間，我致力于中國工作并變成它的一部分，我有意識地進行自我改造?！?/DIV>
……在這期間發生了一件事，它是個人的，同時也是令人激動的。它改變了柯棣華的全部生活，他和一位中國姑娘戀愛了。
她的名字叫郭慶蘭，是一個聰明美麗、面帶笑容、平易近人的姑娘，面孔白凈得象月亮，戴著高度近視眼鏡?？麻θA是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的院長，她是白求恩衛生學校護理科的教員，是汾陽一個普通家庭的女兒，在汾陽護士學校受過教育，抗日戰爭爆發以后，正在北平工作的她象其他許多人一樣長途跋涉參加了八路軍。
由于在柯棣華領導下工作，她被這位印度青年人吸引住了，這位印度青年人為了中國作出了巨大的犧牲，于是他們相愛了。郭慶蘭象中國的其他女孩子一樣，落落大方，能說英語。她和柯棣華兩個人談論印度、中國、世界以及關于自己的事情。在戰爭的環境里，他們對于戀愛的問題反復考慮，諸如：父母的意愿、社會影響。盡管柯棣華對郭慶蘭表白愛情之前，已經經過充分地考慮，但這樣做究竟合適不合適呢?這樣做對中國人民對自己的友誼和款待是不是正確呢?由于多少年來遭受外國列強的欺凌，中國對外國人常常是沒有好感的。這一婚姻會不會違反這一傳統，會不會敗壞存在于中印兩國之間具有悠久歷史的堅實的友誼基石?他在中國不僅是作為個人，而是代表整個印度人民，他的所作所為都要從這一前提去全面考慮。
當柯棣華要和郭慶蘭結婚的消息在人們中間傳開以后，中國的同志和朋友中沒有一個人反對，甚至老年人聽了也很高興。戰爭是殘酷的，但是人們排除了狹隘的情緒，在心中升起著眼于全人類團結一致的愿望?？麻θA忘我的獻身精神在中國贏得了人們稱他“中國兒子”的稱呼，這個“中國兒子”將要變成中國女婿了。就在這樣的氣氛中舉行了婚禮。中國朋友們由于柯棣華的親屬沒有能出席而感到美中不足。
就當時自己的思想情況以及對自己工作的估計，他曾給巴蘇華寫過信，那些信是托回延安的同志捎帶的，當時去延安的路程所費的時間往往要在一個月以上，而且還不能確定到底能不能到達。所以柯棣華每次去信總要把一些事重提。象1942年1月4日，他給巴蘇華大夫的信中寫道：
“ 我簡要地告訴你去年我在這里的工作情況。去年1月我正式參加八路軍之后，即受命主持國際和平醫院的工作。這個醫院是由白求恩衛生學校原來附屬的一個‘所’(指醫院——譯注)同另一個‘所’合并而成的，共有二百來張病床。由于我是醫院的領導，勢必承擔一些行政工作，◆◆◆◆◆再加上還需要照看這里的外科病員，所以我是相當忙碌了。我的醫療工作包括照顧外科病員、動手術和指導學員在手術室實習。我們平均每天要做兩個手術，大批的傷病員經常轉到這里來。在去年一年中，我們做了四百三十多個外科手術……”
“這就是我在這里的工作簡況，雖然在學術方面沒有什么進展，但是在外科技術方面，我的收獲倒是挺大的。”
“關于學習，沒有英文的政治書籍是一大礙難(我沒有收到從延安寄來的書，也不可能從這里找到)，……但不管怎樣，現在我已認得不少中國的方塊字，這使得我能夠看一些中文書籍，如《中國革命史》等等，而且，我還可以幾乎不查字詞就看懂報紙。報紙的社論(特別是延安《解放日報》)我很感興趣，尤其是分析政治形勢的文章。現在主要的問題是時間不夠。一句話我的政治理論學習，并不令我滿意?！?/DIV>
“去年，我已有了很大的轉變，如你所知，在未來延安以前，我在政治上是多么落后，腦子里都是資產階級思想，雖有民族主義意識，但對革命的方法卻極模糊。在去年一年中，我過著八路軍戰士的生活，在會上以及個別交談中得到同志們的幫助，使我的思想和性格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我感到1941年是我一生中極其重要的一年。”
“在討論我們回印度的問題以前，我要告訴你一件事。1941年11月25日，我和郭慶蘭同志結婚了，她就是那個戴眼鏡的女教員。這是在經過令我頭痛的苦苦思索之后才作出的決定。奇怪的是，一種東方國家在反法西斯的前提下結合起來的想法，也使我作出結婚的決定。你積極參加了在延安成立的那個東方國家反法西斯聯盟的工作，后來還被選為邊區政府的參議員。我想，這些政治活動也許將使你非常忙碌，在短期內也許不能回印度去。我也不急于作回去的打算，而且也和你有同樣的想法，我們兩個應盡可能一起回去，將來盡可能地在一起工作。當然，結婚不會影響我回印度或去延安……”。
柯棣華在1942年6月寫給巴蘇華的長信中說：“至今我已給你寫過不少信請一些去延安的同志帶去，不幸的是，他們中有許多人半途折返，因為他們通不過敵人的封鎖線。所以我不知道近來你是否收到了我的信。因此，我把咱們分手以后我這里的情況簡單地告訴你?！?/DIV>
在這封信里，重述了自己的工作情況之后他寫道：“最近學校要我為醫訓班編寫外科教材，這又要占據我很多時間，因為我不僅要寫出來，而且還要把它譯成中文。”
也許他怕巴蘇華沒有收到他以前的信，所以又重新提到了他結婚的消息：
“去年還有一件事，那就是我結婚了。妻子是郭慶蘭同志，她是學校護理班的教師。我們是去年11月結的婚。當你收到這封信時，我可能已經當上父親了!”
“關于回延安的問題，我是熱切盼望的，但是有兩件事我不得不等待，一是完成外科教材的編寫；一是孩子的出生。因此我去延安的時間大約得到今年底或明年年初了。當然，我也無從預料從這里去延安要走多久!”
“最近剛來這里的姜部長告訴我，你不會馬上回印度。我聽到這個消息很高興，我真希望你等著我，能等不?”
“從印度的情況看來，恐怕我們不能在中國久留了，印度前線就需要我們了。你的看法如何?”
這封信中充滿著無限深情：“我真希望你等著我，能等不?”柯棣華是這樣寫的，巴蘇華確實也為了同他一起回去作了等待，但是，可惜!柯棣華沒有回來，他永遠回不來了!
柯棣華逝世的事，是古今感人至深的悲劇之一，既慷慨悲壯又低回婉轉。1941年11月結婚，1942年8月兒子出生，1942年12月9日他就與世長辭了。
“大掃蕩”的艱苦摧毀了柯棣華的健康，一年多以來他患了癲癇病，但是他一如既往地熱情，干勁十足。休息時間太少，營養食品缺乏，日以繼夜的工作，沒有對癥藥品，所有這些因素突破了他年輕體質的防線。以致病魔奪去了他的生命。
當死神來臨的時候，柯棣華躺在中國北方的偏僻鄉村的一間泥屋里，他渴望回到母親和祖國的懷抱為印度人民服務，就象他為中國人民所作的那樣。
當長眠的烏云籠罩四周的時候，他最后的目光投向身旁的女人——他的戰友和妻子——也投向當時在妻子懷抱里才幾個月的兒子，然后他的眼睛永遠地閉上了，嘴角上露出了笑容，正象活著的時候一樣。在死亡面前，德瓦卡納特(柯棣華)也是無所畏懼的。
室外一群中國干部和戰士低頭默哀，遠在印度的母親收到了不幸的唁電，她養育了他，她承受著喪失他的哀傷。整個國家分擔著她的悲痛，不只一個，而是兩個國家分擔著她的悲痛。人們將世世代代永遠懷念著德瓦卡納特·柯棣尼斯——一個沒有回來的人。
正象宋慶齡女士在發往印度的電文中所說：
“不僅印度人民和中國人民緬懷他，爭取人類自由和進步的杰出戰士們都緬懷他。未來將賦予他比今天更高的榮譽，因為他正是為未來而戰斗的。”
(令恪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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